【作 者】
颜 敏（教授），李现宗（教授），张永国（教授）
【作者单位】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郑州450046
【摘 要】
【摘要】从决策有用性信息观和计量观的视角可以发现，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有用性的度量及披露存在现实困境，有效的研究应该关注并计量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综合影响直至实现表内披露。从企业会计政策的客观构成，对现有会计政策选择信息计量手段——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及影响其计量准确性的原因和表现的研究表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测度计量可以从代表性会计政策的选择、排序和赋值方法的改进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的挖掘等方面选择发展路径。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策略测度计量；发展路径一、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的有用性及其实现窘境
（一）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的有用性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观认为，假如企业不能提供理论上正确的财务报表，至少应该使财务报表更加有用（斯科特，2012）。同理，对于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来说，即使企业不能提供全面清晰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也应该使已提供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更加有用。
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认为，信息的有用性（或信息含量）可以通过信息公布后所导致的证券交易量和价格变化程度来衡量（斯科特，2012），且投资者会关注对预测公司未来业绩有用的所有信息。已有的会计研究证实了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的有用性， 与无效应假说对立的“机械性” 假说发现股票价格会受到会计政策的系统性干扰（瓦茨、齐默尔曼，1999），投资者并不像无效应假说所假定的那样能“透过数字看出本质”。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未产生现金流量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也促使了股票价格发生变化，投资者会关注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此外，Kaplan 和Roll（1972）发现，改变投资减免税处理方法的企业相对于控制组而言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率。Holthausen（1981）研究了加速折旧法变更为直线法后的市场反应。Cheng和Coulombe（1993）的经验研究发现，改变会计方法后首次宣布盈利期间的非正常报酬率与投资者在公司改变会计方法前掌握信息程度显著负相关，杠杆比率越大，负相关性越强。以上研究均验证了证券市场价格确实对会计政策选择信息做出了反应。
此外，Hopkins（1996）、Maines等（1997）、Hirst和Hopkins（1998）、Hopkins等（2000）、 Maines和McDaniel（2000）、Hodge等（2004）、Hodge等（2006）、Frederickson等（2006）相继研究了管理层自愿性会计选择（变更）的市场反应，发现管理层的自愿性会计选择会影响投资者获取、理解和衡量相关信息。
进一步地，Burgoon和Burgoon（2001）提出了预期理论，发现投资者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进行预期，该预期会影响其对企业实际会计选择的解读。Frederickson等（2006）还研究了投资者对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程度。Shana（2009）进一步证明，当实际和预期的会计政策选择有差异时，投资者更有可能去搜索更多的其他信息。也就是说，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对投资者的影响已从年报披露之后提前到了年报披露之前，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有用性的时间范围扩大了。
我国学者也发现各方投资者对会计政策选择信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具体表现为：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变更会导致股价下跌，降低会计利润的变更会导致股价上涨，并使得该类公司的股票超常收益显著（刘斌等，2004；梁杰等，2008；梁杰等，2010）。这一结论不受行业因素（吴静，2013；赵晨光等，2010）和具体的变更内容的影响（黄文惠，2014）。我国投资者将降低当期利润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视同利润质量提高的“利好”消息，而将增加当期利润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视同利润质量下降的“利空”消息。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对调低利润的会计估计变更、有明显失当嫌疑的会计估计变更、盈利披露低于预期的会计估计变更均有显著负向的反应（颜志元，2006）。因此在我国，与无效应假说对应的机械性假说也得以证实（王玉涛等，2007），即市场受到会计政策变化的系统影响。
既然会计政策选择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影响投资者的决策，那么它就是重要的，会计人员就应在年报中很好地披露此类信息。目前，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是在年报附注中按照每项会计政策选择逐一披露的，还没有企业计算所有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综合影响并在表内披露。对年报信息使用者来说，他们不仅关心某一项会计政策选择对当年报告期盈利产生的影响，更关心所有会计政策选择结果对当年报告期盈利产生的综合影响。Zmijiewski和Hagerman早在1981年就发现，相对于单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管理者通常更关心整组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结果。
（二）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有用性的实现窘境
无论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投资者，要想从附注中获取财务信息都可能会遇到困难。Hodge等（2004）发现普通投资者从附注中获得信息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分析师们也更倾向于分析表内信息（Hirst和Hopkins，1998）。以往验证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有用性的文献均以会计政策变更（而非会计政策选择）为对象进行研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信息是单独披露的，简单明了，而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繁多复杂。一般会计政策变更信息仅占年度报告的一页左右，并且发生变更的会计政策每年只有少量的一项或几项，投资者很容易明了其对报告期盈利的影响。但是，会计政策选择信息披露往往占到年度报告的几十页，内容冗长，不仅是投资者，即便是专业会计人员也很难迅速判断出不同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影响的差异。若会计人员对报告会计政策选择信息及其风险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几十页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以一个简单明了的指标加以概括和反映，这对投资者判断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影响有极大的帮助。因此，一个更有效的研究应该关注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状况，并计量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综合影响，并在表内列报。
然而，要计量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综合影响是有难度的，因为每项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影响方向可能是不同的。例如，计提折旧选择加速折旧法会减少报告期利润（相对于直线法），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物价上涨时）会增加报告期利润（相对于其他方法），这两项会计政策选择综合作用之后可能会增加报告期利润，也可能减少报告期利润。那么，如何让投资者知晓所有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对报告期盈利的综合影响呢？
按照决策有用性计量观的逻辑，在保证信息合理可靠性的前提下，会计人员应负责将更多的计量结果融入财务报表中，从而确保他们在帮助投资者预测公司业绩和价值时承担更多义务（斯科特，2012）。预测和评价公司业绩是投资者的工作，企业有责任基于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提高会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含量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做出预测。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部分，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也不例外。对于处理会计政策选择信息并没有理性决策理论假设的那样完美的投资者来说，计量并披露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将有助于实现其对投资者及其他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
二、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内涵及其计量掣肘
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是度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整体信息对盈利影响的一种量化指标，是一种策略值。从管理者财务战略视角来看，会计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企业财务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在特定会计年度的会计政策选择就是一种具体的财务策略。若每项会计政策选择均分为增加利润和减少利润两种策略，并赋予0、1两个策略值，则所有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都可以通过各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相加后得到一个总策略值。策略值的高低表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增加或减少当期报告盈利可能性的大小。就如同刘斌等（2004）的研究所证明的——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变更导致股价下跌、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变更导致股价上涨，当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随同年报公布后，预期不同的策略值会带来不同的股价变化。
很多问题会掣肘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的计量，使其不甚准确和客观公正。
首先，从企业现有的会计政策选择构成来看，各项会计政策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程度就是影响策略值计量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一般来说，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摊销政策，无论是选择一次摊销法还是选择五五摊销法，对当期盈利的影响可能都没有交易性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大。也就是说，各项会计政策所计量的资产价值高低、重要性程度会左右其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在计算策略值时，是将所有会计政策对盈利的影响程度一视同仁，还是按影响程度赋不同的权重，抑或对影响程度小的政策予以舍弃，只选择影响程度大、代表性强的会计政策？无论如何处理可能都不尽完美，都会受到计量者的主观判断影响。
其次，从会计政策的新旧程度来看，当年或近几年国家新出台的会计准则的影响程度也是需要考虑的。新出台的会计准则（简称“新生会计政策”）会导致会计政策可选择格局发生变化，很容易引起企业、投资者、准则制定者和学者专家的关注，并产生一定的市场反应（黄亮华、谢德仁，2014）。例如，已有学者发现，近年来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差异主要取决于公允价值计量政策和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颜敏等，2010、2015）。很多新生会计政策规范的是近几年新出现的经济事项，由于经济业务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盈利影响也不同。在计算策略值时，是将新生会计政策予以重点考虑，还是与原有会计政策一视同仁，抑或只考虑新生会计政策？对上述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会导致不同的策略值计算方法，不同的计算方法将形成不同系列的策略值。不同系列的策略值中，哪一个才是最恰当的？而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就是指其中最能恰当度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整体信息对盈利影响的一种策略值，它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各种影响因素对会计政策选择影响程度的差异。
三、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研究动态与发展路径
（一）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研究动态
率先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测度量化进行研究的学者Zmijiewski和Hagerman早在1981年就提出并创造了“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量方法，并通过这一指标来检验公司整组会计政策选择状况。但是，由于二人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赋值方法和代表性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加之获取各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的工作量极大，后来只有很少的学者再用此方法研究会计政策选择。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选择研究的代表性会计政策是存货计价、折旧计提、投资减免税和以往服务退休金成本的摊销期限等四种会计政策，这是因为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曾分别调查了这四种政策的政治成本和契约动因的差异。
我国学者分别以部分省市上市公司、部分行业板块上市公司或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梁杰等，2004；颜敏等，2004、2006；田昆儒、姚会娟，2008；邵翠丽，2009；梁杰、徐晋，2010），涉及的会计政策有存货发出计价、固定资产折旧、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交易性金融资产计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价、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计量、债务重组损益确认、商誉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处理等。这些研究均采用了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的方法，缺陷是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主观赋值和对代表性会计政策随意选择。
刘斌等（2006）、张永国（2010）、颜敏等（2010）曾对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之于报告期盈利影响的测度量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赋值方法具有主观随意性缺陷，且研究对象只包括了四种会计政策，缺乏全面性和说服力。刘斌（2006）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进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分离，来计量组合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但他对纳入模型的反映组合会计政策选择计量结果的变量的选择原因并未交代，故仍然具有主观选择性。
从大量数据中以特有的方法发现有用知识的数据挖掘技术，是从众多会计政策选择中发现代表性会计政策的最佳技术工具，其中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能有效地筛选代表性会计政策。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对影响各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特征选择和关联规则挖掘，进一步掌握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因果联系，并进行特征估计，运用差异检验（Wilcoxon 双尾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的方法，综合考虑各会计政策通过检验的因素个数和显著性水平，确定有代表性的会计政策。这一改进将增强代表性会计政策选择方法和程序的科学性，减少随意性。颜敏等（2014）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中的特征选择分析方法和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确定出交易性金融资产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研发支出费用化和坏账准备转回等四项有效的代表性会计政策，据此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Adj-R2 达到0.1318的最优模型，且资产负债率和市场化进程指数以离散值的形式进入最优模型，表明数据挖掘中的特征选择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和离散化处理改进了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量。综观数据挖掘技术在会计研究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会计舞弊识别、管理会计决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企业绩效评价等方面，主要算法包括统计检验、回归分析、关联规则、神经网络、决策树、贝叶斯网络、堆栈变量法等（汪士果、张俊民，2011；张继东等，2005；边泌、周晓苏，2007），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文献甚少。
若采用“会计政策影响程度不同假定”赋值法，在代表性会计政策选定之后，还需要对代表性会计政策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并赋予不同的策略值。颜敏等（2015）通过非参数检验（Wilcoxon双尾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的方法确定不同会计政策选择下影响因素的差异显著程度，来判别通过数据挖掘选择出的代表性会计政策对盈利影响程度。具体方法如下：根据各代表性会计政策选择下差异显著的影响因素数量的多少，对代表性会计政策进行排序，并赋予策略值。策略值的赋值方法仍然采用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的方法，即盈利影响程度排位第一的，权重系数设为1；排位第二、第三的，权重系数均设为1/2；排位第四的，权重系数设为1/4。据此计算出各年在代表性会计政策选择下考虑其影响程度不同的策略系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优度（Adj-R2）最高达到0.2048。由此看出，影响因素也将左右代表性会计政策的选择，并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使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量方法和程序更加科学，就必须对近年来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变化进行辨析和挖掘。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量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测度方法及程序的科学性和条理性已有所改进，但代表性会计政策赋值方法还停留在初始阶段，且数据挖掘技术的运用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测度量化仍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二）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的选择左右代表性会计政策的选择，并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影响程度的排序，因此，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测度量化的研究离不开对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最有影响力的影响因素的挖掘将有助于改进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测度的量化方法。
目前，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机会主义行为观即盈余管理视角的分析，是对企业本身的特征等内部因素之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影响进行的研究，集中在如何通过策略组合以达到管理层的预期目的（吴东辉，2001；刘斌等，2005；颜志元，2006；宗文龙等，2009；陈放，2010；Healy，1985；Aharony Lee和Wong，2000；Fields Lys和Vincent，2001；Beatty和Weber，2003；Bryant，2003；Chen和Yuan，2004；Astami和Tower，2006；姜博等，2014；谢德仁等，2014；陈英等，2015）。鲜有人从企业外部市场经济环境方面解释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更少有学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和外部市场经济环境的关系进行论证。在该视角下研究涉及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公司特征、盈余管理动机等，且都是出于消极动机的研究，对积极动机（比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很少涉及。
但是，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政策选择动因的有效契约观在大多数企业中产生效力，机会主义行为观只在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产生效力。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会权衡各种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对盈利的影响，同时不希望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导致盈利现值处于最大化或最小化（极端组合），认为最佳的盈利额应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并且管理者会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组合来力求获得这一最佳盈利额。只有进行院外游说的企业（Watts和Zimmerman，1978）采用的极端组合策略显著多于一般公司（Hagerman和Zmijewski，1979）。因此缺乏有效契约观视角的分析难以全面评价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
最近一段时期，国外对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重心已从内部影响因素（反映企业自身特征的因素）转移到了外部影响因素（反映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因素）。除了传统的股权集中度（Astami，2006）、管理层激励（Cormier等，2009）、公司影响力和收益波动率（Taplin Wei和Brown，2014）等内部影响因素，学者们还尝试从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游说行为（Bujaki 等，2007）、联动机制（Kang等，2008、2011；Reppenhagen，2010）、信息使用者预期（Shana，2009）、政治成本（Cho等，2012）、监管机构的压力（Christensen和Nikolaev，2013）等外部因素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研究。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从外部经济环境的角度研究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发现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和各企业所处的产业类型（颜敏等，2010；2015）、盈利预测制度（王克敏等，2012）和制度环境（刘英明，2012）等客观因素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并且影响力逐年增强。近年来上市公司代表性会计政策选择主要表现为公允价值计量政策（颜敏等，2010、2015），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活跃的市场、大量可观测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等（Ball，2006)，因而这项会计政策选择与市场经济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但由于我国与公允价值计量密切相关的要素市场的发展较缓慢（主要是金融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投资体制方面不成熟）（樊纲等，2010），我国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总体数量很少（陈鹰，2010）。Christensen和Nikolaev（2013）也发现，只有公允价值取得成本较低时，公司才倾向于采用公允价值模型。因此，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正逐渐让位于外部市场经济环境因素，有效契约观在中国企业中开始产生效力，企业管理者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方面已表现出一定进步。当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主要取决于公允价值计量政策时，预期外部影响因素将成为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
按照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会进行一系列管理活动。会计政策选择实质上是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一项活动，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差异及其利益索求差异、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跨国经营的特殊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等均可能会对会计政策选择造成影响，而且其中可能蕴藏着全新的影响因素。对未明影响因素的深度探究，是研究会计政策选择、指引会计准则制定、完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必然选择。以往的实证研究集中于对单一方面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对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由于多因素综合影响更符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质，运用善于从大量数据中发现有用知识的数据挖掘技术，对多种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并建立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动因回归分析模型，评价多种内外部因素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影响的重要性，将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边泌，周晓苏．如何看待“决策有用观”中会计信息的前瞻性——基于行为金融学和数据挖掘方法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3）．
陈放．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选择动因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金融资产分类的实证检验［J］．财会月刊，2010（18）．
陈英，李秉祥，李越．经理人特征、管理层防御与长期资产减值政策选择［J］．管理评论，2015（6）．
陈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0（6）．
樊纲，王小鲁，朱桓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Zmijewski M.，Hagerman R.．An Income Strategy Approach to the Positive Theory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Choi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1（3）．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22-0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