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财会月刊(22期)
学术交流
基于杜邦分析法的汽车企业碳效率分析

作  者
龚光明(博士生导师)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长沙410079

摘  要

    【摘要】生态效率是环境管理决策的黄金标准。通过构建基于杜邦分析法的生态效率乘数模型,可识别出生态效率背后的销售利润率乘数、资产周转率乘数及环境杠杆等可持续价值的关键驱动因素。对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碳效率的研究表明,环境问题并非经济发展的下行线,环境效率与经济效率是互补的,甚至是决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因素,企业需要摆脱一味追求经济资本效率的盲目,迎接“绿色化”经营的挑战。
【关键词】生态效率乘数;杜邦分析;碳效率;汽车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22-0007-5

一、引言
“生态效率”一词频繁出现在环境管理研究中,但因确认和计量较难,至今未被纳入企业核心决策指标体系。本文基于机会成本,借鉴杜邦分析法,将生态效率从一项指标转化为一种管理工具,并识别和量化企业生态效率变化背后的可持续价值驱动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生态效率概念、作用与反思
1. 生态效率概念。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EE)在衡量经济活动和环境影响中的运用由来已久(Carlson and Bernstam,1990),目前普遍被认可的定义是预期经济回报与环境影响之间的比值(Schaltegger and Burritt,2000)。预期经济回报通常是可获得的货币计量指标,如净利润或经济附加值等;环境影响通常是指资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及环境破坏程度等。企业的生态效率一般被定义为价值增值与经营过程中环境影响增加值之间的比值(Helminen,2000;Schaltegger and Sturm,1992)。应当注意,该定义阐述的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态效率,排除了销售和供应环节。
2. 生态效率作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给企业管理会计带来了诸多挑战,主流的企业会计通常会忽略非市场活动,如碳排放、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等(Lee,2012),因此企业需要一种可同时计量经济和环境业绩的工具。Burritt et al.(2011)指出生态效率是企业可持续管理会计中的关键工具,它打破了传统会计单一型的货币计量模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财务单位或是实物单位,而是通过计算混合效益来提供经济和环境的双重信息。
通常认为,通过改善生态效率,企业能够对环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生态效率型企业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在生产同类型产品时,消耗了更少的资源,对空气、水和土壤等产生较小的污染,这一更高的生产率会降低成本从而带来利润的增加;企业所承担环境负债风险的减少将使企业受到更少的折现因素影响,能够带来更低的或有负债,从而减少营运资本(Stefan Schaltegger and Roger Burritt,2004);同时,企业还能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这些因素会产生更高的自由现金流量,最终带来企业价值与股东价值的提升(Charlene Sinkin et.al,2008)。
3. 生态效率反思。虽然生态效率概念已被大多数企业所了解,但其在企业中的应用程度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Kolk and Mauser,2002),研究表明其仍未对核心业务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有:①生态效率是一个多维概念,不同于传统的主流的管理工具,对于管理层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略显边缘化(Gray and Collison,2002)。②当前生态效率的一般公式无法识别和分析企业生态效率变化的驱动因素(Tobias Hahn et al.,2010),当生态效率指标变化时,单纯从生态效率公式中难以发现是由于环境变化还是经济变动或两者共同作用引起的,但是要想有效地发展企业环境战略,生态效率指标需要明确背后的驱动因素和影响企业的动力因素。(二)机会成本与生态效率乘数
1. 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将其用于生产其他产品能够产生的最大收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机会成本对应着投资收益率风险,决定着企业经济资源和资本的投向(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Figge和Hahn(2004,2005,2008,2009)、Van Passel et al.(2007,2009)建议将机会成本扩展到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层面,综合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广义的机会成本实质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是市场或行业的平均水平(Tobias Hahn et al.,2010)也可以是企业选定的其他评价基准。因此,一个企业资源价值增值的过程应当是超越其资源机会成本的过程。举例来说, A公司生态效率为1931元/吨;同年,A公司所在B国的平均生态效率为2133元/吨。从机会成本视角分析,A公司的生态效率机会成本是2133元/吨,那么A公司生态效率低于机会成本202元/吨,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2. 生态效率乘数。在此基础上,Figge和Hahn(2011)提出了生态效率乘数概念(Eco-efficiency Multiple,EEM),认为生态效率乘数=企业生态效率/生态效率机会成本,即EEM=EEC/EEO,目的是重构生态效率的概念。接上例,A公司的生态效率是1931元/吨,生态效率乘数是0.91,显然0.91更清晰地说明了A公司的生态效率水平不及市场平均水平。
3. 杜邦分析模型。传统财务管理中,企业价值增值即是经济资本回报超过经济资本成本的部分,在探讨企业价值管理问题时,最常用的是杜邦分析模型(Keown et al.,2007)。杜邦分析的核心是资本效率(CE),并构建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净利率(NPM)×总资产周转率(TAT)×权益乘数(EM)的价值驱动模型,即:
CE=ROE=NPM×TAT×EM (1)
三、杜邦分析模型新解
生态效率在形式上是一个比率,等于经济回报/环境影响,与杜邦分析中的核心要素资本效率在形式上相似。因此,Figge和Hahn(2013)(以下简称“Figge文”)效仿杜邦分析模型,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杜邦模型,即生态效率价值驱动模型:
EE=SM×TAT×EL=ROA×EL (2)
该模型中,生态效率被分解为三个价值驱动因素,分别是销售利润率SM、总资产周转率TAT及环境杠杆EL。前两个因素与传统的杜邦模型相似,主要是经济影响。销售利润率SM是利润/销售收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是股东价值的驱动力;总资产周转率TAT是销售收入/总资产,反映企业偿债能力,是债权人价值的驱动力,两因素结合反映出企业经济资源的效率即资产收益率ROA。第三个因素环境杠杆EL等于总资产/环境影响,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将经济资源与环境资源联系起来,是实现可持续价值的驱动力。
生态效率的杜邦模型反映了企业的可持续性价值,描述了经济资本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资本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低的生态效率会带来更多的资源消耗。杜邦模型新解与传统杜邦模型相比,提供了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共同解集,更能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地,在公式(2)基础上考虑机会成本,引入生态效率乘数。在前文中我们已然说明,生态效率乘数是生态效率概念的重构,能够提供更有效的信息。因此,公式(2)可以演变为如下公式:
 EEM=EEc/EEo=SMm×TATm×ELm (3)
公式(3)中,下标c指代企业,下标o指代生态效率的机会成本,生态效率是以生态效率乘数EEM形式体现,是企业自身的生态效率EEc与机会成本EEo的相对比率,这里的机会成本即是企业选定的生态效率评价基准,通过杜邦模型分解后,由三个核心乘数驱动因素构成,分别是:①销售利润率乘数SMm,等于企业销售利润率SMc/基准销售利润率NPMo,反映企业销售利润率超出(>1)或不及(<1)基准利润的水平,销售利润乘数越高越好。②总资产周转率乘数TATm,等于企业资产周转率TATc/基准资产周转率TATo,反映企业资产周转情况是否高于同业水平,该乘数数值越大越好。③环境杠杆乘数ELm,等于企业环境杠杆ELc/基准环境杠杆ELo,反映企业经济资本与环境资源使用程度是否超出(>1)或低于(<1)平均水平,从保护环境角度而言,同等经济资本条件下,环境资源消耗应尽可能低,因此该乘数也是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生态效率越高。
再者,综合销售利润率乘数、总资产周转率乘数得到资产收益率乘数ROAm,它反映企业资产收益高于(>1)或低于(<1)基准的资产收益的情况。这样一来,生态效率乘数的模型就简化为代表着经济维度ROAm和代表着环境维度ELm的乘积,用公式(4)表示如下:
EEM=ROAm×ELm (4)

 

 

 

 

 

图1中,C轴表示环境杠杆乘数,U轴表示资产收益率乘数,曲线L是生态效率乘数等于1的集合,此时企业生态效率等于生态效率的机会成本。U轴资产收益率以1为临界值,当资产收益率>1时,企业的经济业绩优于既定标准,产生经济增加值在水平曲线上方,反之当资产收益率<1时,企业的经济业绩不及标准水平,在水平曲线下方;C轴环境杠杆乘数同样以1为临界值,当杠杆乘数>1时,较之标准水平,企业能够以更低的环境影响获得相应的经济资本,在垂直曲线的右方,反之当杠杆乘数<1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达不到既定标准,消耗更多的环境资源,在垂直曲线的左方。
因此,在图1中曲线L的右上方区域,生态效率乘数高于标准水平,企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增值的。其中,A区域中的企业,经济和环境业绩均表现出强优势,B区域中的企业更注重追求经济利益,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由强势的经济业绩作为支撑,C区域中的企业环境表现更为突出,弥补了经济效率的不足,以创造环境价值的方式赚取机会成本,获得高的生态效率乘数。而在曲线L的左侧生态效率乘数低于既定标准,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不理想。其中,最为糟糕的是F区域中的企业,其经济业绩与环境表现均低于标准水平,此类企业的经营可以说是无效的。除此之外,D、E区域中的企业由于环境或经济某一方面的业绩过于劣势,导致整体状况达不到标准水平。
四、研究设计与过程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目前气候变化是全球重大生态课题,集中在与CO2相关的问题上,借鉴F文的研究设计,本文选择CO2重点排放行业——汽车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碳效率进行讨论。
样本企业须满足以下要求:①属于2011、2012、2013年世界500强的汽车企业;②在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2011、2012、2013年年报中公开披露CO2排放量;③在Compustat和CRSP数据库中有充分财务数据。满足要求的样本企业有9家,分别是GM、Volkswagen、Toyota、Honda 、Ford、Nissan、Daimler 、Hyundai Motor、BMW,这与Figge文中的样本企业有所重合。同时,为了更有利于了解中国企业的生态效率,本文在样本中另加入1家中国企业BYD。至此,本研究样本为10家汽车企业。
WBCSD(2004)中约定CO2排放总量包括Scope1、Scope2、Scope3三阶段:Scope1主要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直接产生的CO2排放;Scope2主要是间接的CO2排放,其产生于支持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购买于其他企业的必需品(如水、电等)所产生的CO2排放;Scope3主要是涵盖其他所有方面的碳排放,如企业雇员、供应商及顾客等产生的碳排放。目前,样本中10家车企均报告了Scope1碳排放数据,因为企业对此负有直接责任,部分企业披露了Scope2碳排放,无企业报告Scope3 碳排放。因此,本文的CO2排放量主要来自Scope1阶段的数据。
(二)模型设计
在前文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定义汽车企业的碳效率是营业利润与CO2排放量的比值。这里利润指标选择营业利润的原因在于,本文CO2排放量主要是Scope1阶段的数据,该阶段以经营活动为主,因此,为了更合理地对应环境影响量,利润指标选择营业利润。通过杜邦模型“新解”后,碳效率用公式可表示为:
CO2-efficiencyi,t=OPi,t / CO2-emissionsi,t=(OPi,t / Salesi,t)
×(Salesi,t / T.Ai,t)×(T.Ai,t / CO2-emissionsi,t) (5)
公式(5)中,CO2-efficiencyi,t是企业i的t年碳效率,OPi,t是企业i的t年营业利润,Salesi,t是企业i的t年销售收入,T.Ai,t是企业i的t年总资产,CO2-emissionsi,t是企业i的t年CO2排放量。企业碳效率可分解为三个因素: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碳杠杆。
进一步,考虑到碳效率乘数,我们将行业中碳效率最优的企业数据作为机会成本,依据是基准法(标杆法),它是重要的战略管理方法,核心要点是对比领先公司,发现自身不足之处,进行改善。标杆法较之行业或市场平均水平比较法,更具有前瞻性。因此,碳效率乘数可用公式(6)表示为:
CO2-efficiencyi,t,m=SMi,t,m×TATi,t,m×Ci,t,mL=ROAi,t,m×CLi,t,m (6)
公式(6)中,SMi,t,m是企业i的t年销售利润率乘数,TATi,t,m是企业i的t年总资产周转率乘数,CLi,t,m是企业i的t年碳杠杆乘数,ROAi,t,m是企业i的t年资产收益率乘数。
(三)研究过程
1. 依据公式(5)计算基准(标杆)企业碳效率,作为机会成本。本例中选择Honda为标杆企业,依据是Figge文在对2007年车企碳效率检验时发现Honda的碳效率最优,结果见表1。

 

 

 

 

2. 依据公式(6)计算样本企业碳效率乘数。本例中首先对样本企业2011 ~ 2013年三个年度区间的数据计算得到碳效率,然后与表1中基准企业的数据进行比较,通过公式(6)得到相应的乘数,结果见表2 ~ 4。
3. 标记出样本企业对应在图1中的具体区域,便于实证结果分析。具体结果见图2 ~ 4。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企业的碳效率因素分析
在2011 ~ 2013年区间中,选作机会成本基准的Honda,仅从碳效率乘数来看,2012、2013年生态效率较稳定,与2011年相比,有大幅度提高。究其原因发现,2011 ~ 2013年碳杠杆本持平,保持在$0.02MM per mt 左右,资产收益率则波动较大,2011年资产收益率不及2012、2013年的一半。换言之,Honda在区间年度里,环境业绩表现稳定,但是经济业绩有起伏。进一步探求经济波动的根源,得知是销售利润率的影响,2011年销售利润率仅为2.91%,2012年提高至5.52%,到2013年利润率翻番,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企业整体碳效率也随之提高,这可能与2011年Honda泰国工厂停产有关。总体来说,Honda在2011 ~ 2013年间生态效率(碳效率)逐年提高,驱动力来自经济因素中销售利润率的提高。显然,这种“杜邦”分析较之传统方法,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差距的驱动力,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有效、直观的信息。
(二)样本企业碳效率乘数因素分析
从图4中可发现,样本企业的碳效率大多集中在A、C、E三个区域中,且分布相对集中,这三个区域的共同点是CLM>1。也就是说,样本中多数企业环境方面的表现均比基准企业Honda要好,企业之间碳效率差异不大。这与Figge文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有以下原因:①时间区间不同。Figge文分析的是样本企业2007年的数据,本文分析的是2011 ~ 2013年数据,近7年来,多数企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愈加重视,致力于改善环境业绩,企业间生态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②数据来源不同,F文中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作者自行搜集,本文数据来源于CDP的公开报告,相比之下本文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由表2 ~ 4数据可见,德国和韩国汽车企业的碳效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1~ 2013年德国企业平均碳效率乘数为4.55,韩国企业平均碳效率乘数为2.57,日本企业平均碳效率乘数为1.26,美国企业平均碳效率乘数为0.88,中国企业平均碳效率乘数为0.03。样本中德企有三家,分别是BMW、Daimler、Volkswagen,其中BMW碳效率连续三年为同业中最优,平均高于基准水平7倍多,Daimle年均高于基准水平3倍左右,Volkswagen则稍逊色。样本企业中韩企仅有一家即Hyundai,其表现出稳定的高碳效率,也是为数不多的连续三年处于A区域的企业。日企有三家,分别是Honda、Toyota、Nissan,其碳效率整体虽高于基准,但时高时低,不够稳健。美企有两家,分别是GM、Ford,碳效率整体偏低,经济与环境业绩都不及同行企业。情况相对槽糕的是中国企业BYD,几乎一直处于无效率区域F中。
利用因素分析法,对碳效率乘数的三因素分解后,可以看出,使德韩车企保持较高碳效率的动力是CLM,企业间ROCM差异无几,CLM决定着碳效率的高低,高的CLM带来了高的碳效率,美日车企碳效率之所以落后德韩的原因也在于此。事实上,随着汽车产业的日趋完善,企业间依靠经济效率能够获得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更多汽车企业将目光转向环境效率,走节能环保路线,开发新能源,提高环境杠杆,通过生态效率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就我国企业而言,之所以选择BYD作为研究对象,最主要原因是它公开披露了CO2排放量。2011 ~ 2013年入选世界500强的中国汽车企业,其对外公开的环境报告中均没有披露CO2排放量。选入样本的BYD碳效率表现不甚理想,虽可能与其正处于品牌战略调整期有关,BYD在2012年完成了长达三期的战略转型,企业重心从重视发展速度调整到建设可持续汽车品牌上来,但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汽车行业的低效现状,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环境效率,我国车企与世界先进车企仍有较大差距。
因此得出结论:就汽车行业而言,美日车企不再是传统的汽车业霸主,企业之间也不再单纯地围绕经济效率展开角逐,更有利的武器是提高环境杠杆。通过研发新能源、新材料,开发环保车型,完成产、销、用全过程的低碳消耗,积极进行碳信息披露,实现企业和行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我国企业,需要引入生态效率(乘数)思维模式,不能再只着眼提高经济杠杆,而应分析标杆企业的生态效率及其驱动因素,调整自身的战略决策,达到企业“绿色化”的发展目标。
六、结论
本文立足于管理会计,在经济价值导向基础上引入环境资源价值,帮助企业进行管理会计决策,主要贡献在于:①对方法论的贡献。基于可持续价值范式,引入机会成本,将单一的企业生态效率转化为企业与标杆企业间的生态效率乘数,更清晰地反映企业可持续增加值,并通过价值驱动因素即销售利润率乘数、资金周转率乘数和环境杠杆,解释企业超过或不及标杆企业经济与环境效率的程度,同时识别哪个因素是生态效率较高或不佳的关键驱动因素。提供了杜邦模型的新解法,打破了只追求资本回报率的传统,企业效率还取决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②对企业实践的贡献。杜邦新解能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不同形式资源之间的关系,不再生硬地将环境与经济分隔开来。当企业发现环境资本愈加也有利可图时,愈有动力利用环保资金创造价值。环境资源是一个独特的可持续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高效的环境资源利用带来更低的环境杠杆,从而促进生态效率提高和可持续价值创造。笔者发现,经济和环境资源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是互补的,环境问题不是经济价值的下行线。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企业选自世界500强企业,这可能产生一定的规模偏见。同时,汽车行业近年来行业环境不稳定,也对样本结果波动产生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将更多的中小型企业生态效率状况纳入研究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Frank Figge,Tobias Hahn.Value drivers of corporate eco-efficienty:Managemen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for the efficient us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J].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