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关 旭1，2（副教授），王军法3（副教授）

【作者单位】
1.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南京210089；2.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大连116025；3.南京审计大学国际审计学院，南京211815

【摘　　要】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当前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从履责动机出发，梳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演变历程，分析不同行为动机下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期丰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引导企业正确认识社会责任，并帮助有关部门加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引导和监管。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履责动机；演进过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36-0075-5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自产生以来，已经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但仍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违背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自由主义思想，会损害企业的利益，管理者没有权力将所有者的钱花费在无利可图的目标上（Levitt，1958；Manne，1962）。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成了支持者与反对者争论的焦点，目前的观点主要包括正相关性、负相关性、无相关性和非线性关系等几种（李国平等，2014）。Ruf等（1998）从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总结了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五个具体原因：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缺乏全面和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缺乏严密的研究方法、样本选择差异较大、对财务绩效变量的度量标准不统一。李国平等（2014）也对可能涉及的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不同、具体内容不同、衡量标准不同、实证研究中的计量技术存在缺陷等。
除了上述原因外，很少被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出于不同动机履行社会责任，这样会对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尚未有文章基于企业履责动机视角，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述评，因此本文从该角度分析当企业出于不同动机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对财务绩效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期为厘清相互矛盾的研究现状提供一个新思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实务和监管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的演变
不同的行为动机会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其效果，而行为动机又受到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赵如，2012）。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范畴, 它随着宏观经济背景和企业微观发展而不断演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郭红玲，2006）。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是随之而不断深化的，结合经济背景变迁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本文从慈善动机、利己动机和战略动机三个阶段论述企业社会责任履责动机的发展。
1. 慈善动机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掀起了企业合并狂潮，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和财富的快速积累，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早期研究并未明确区分企业社会责任应该由企业还是企业家承担，学者们通常把企业家的慈善行为等同于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是企业家在纯粹道德良知的驱动下支持公益慈善事业（李伟阳等，2011），并不带有其他任何的利己动机。Bowen等（1953）在论述社会责任时特别强调了“自愿原则”，便将其与约束和政府监管相区分。Manne等（1922）也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必须是自愿的。Sheikh（1996）将这些类似的定义总结为慈善原则，即企业自身采取或鼓励社会行为，但不以从中获取直接利益为目的。赵如（2012）把这一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归纳为“宗教动机驱动下的早期企业家慈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在道德和伦理动机驱使下的自愿行为。此时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为损害经济利益而受到反对派学者的攻诘。
2. 利己动机阶段。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和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企业家们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支撑企业的慈善活动。由于与企业经济目标相抵触，基于慈善动机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受到了反对派学者的猛烈攻击。Friedman（1970）批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对自由经济的特点和性质产生了错误认识，此后他又多次表示企业唯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和适当道德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获取更多利益（1977）。Levitt（1958）提出企业只承担“诚实”和“赚钱”两种责任，社会责任并不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在饱受经济压力和学术批评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股东在“利润最大化”旗帜的掩护下，拒绝企业负担社会责任支出。
虽然企业缺乏主观自愿，但外界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仍然客观存在。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政府的干预下，美国的大企业都开始尝试推行福利资本主义改革（赵存丽等，2013），福利主义的推行给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环保组织、消费者协会、民权运动、枪支管制、反种族歧视等各类社会组织都给企业施加了较大的社会责任压力（赵如，2012）。Davis（1960）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著名的“责任铁律”，即企业的社会能力越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多，否则企业将无法保持已经获得的社会能力和地位。
此时，理论和实务界都开始认识到，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并不能持久，但不承担社会责任又无法给政府和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开始转向如何满足社会需求和社会预期，从而应对社会压力和进行社会问题管理（沈洪涛，2005）。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逐渐由企业家自愿的慈善行为转变为外界压力之下的被迫回应，最终在自由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这种动机开始转变为“利己主义”。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信，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的管理者，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应该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之一。李伟阳等（2011）认为此时企业已经完全抛弃了道德维度，社会责任只是企业风险管理的一种“工具理性”。
3. 战略动机阶段。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为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企业之间的疯狂竞争。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了严重危害经济的“恶意收购”浪潮。随着经济背景的变化，学者和管理者们都在努力寻找“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共赢发展模式。企业管理者追求一种既能使企业盈利，又能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精明做法（赵如，2012），而不是“慈善动机”和“利己动机”的二元对立状态。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企业社会责任终于找到了契合的理论框架。在此期间，有很多学者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努力。Carroll（1979）整合了此前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回应两个概念，首次构建了“三维概念模型”，分三个维度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类别、企业可能面临的具体社会责任议题和企业回应社会责任的战略模式。Wartick（1985）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模型，用原则、过程和政策重新构建了三个维度，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有效回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沈洪涛（2005）评价他们的最大贡献是：“较好地化解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严峻挑战，吸收和容纳了各派不同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宽泛和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将公司经济责任当成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两大理论出现了全面结合的趋势。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最为密切相关的理论框架（沈艺峰等，2003），企业社会责任也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实证检验数据。Wood（1991）首次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相结合，她指出：“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回答企业为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 Clarkson（1995）在理论上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层面和道德层面进行了统一，提出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将道德与盈利这两个对立的因素融入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所隐含的道德维度与企业社会回应所隐含的工具维度结合了起来，原本相互对立的“完全利他”慈善动机和“工具主义”利己动机向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Burke等（1996）创造性地提出了CSR战略管理框架，建议从可见性、专用性、自愿性、集中性和先动性五个战略维度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开创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先河。Jamali等（2007）进一步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描述为，通过战略性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获得商业利益。目前，学术界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已基本达成共识，强调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在统一，能够为企业与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王水嫩等，2011）。
三、“自愿履责”的慈善动机：难以提高财务绩效
慈善动机符合早期研究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界定，如Sheldon（1924）就提到企业社会责任应考虑道德因素，而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Bowen（1953）提出，大企业的管理者自愿承担社会责任是改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为将其利益返还给社会而进行的各种捐献、慈善活动，以及为公众而抑制利润追求等企业单方面的奉献行为（钟向东，2011）。对于这种基于道德动机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李伟阳等（2011）认为：“这种社会责任是企业基于更高的道德追求而做出的自愿奉献，但由于它将社会责任视为对企业盈利目标所做出的牺牲，从而发展为一种企业盈利目标与社会责任两元对立或权衡观。”
有学者从资源基础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认为当期资源过剩或者现金流充足的企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因为这些企业并不期望社会责任支出消耗的资源能够提高财务绩效（Campbell，2007；Hong等，2012）。 Lys等（2015）更直接地指出，企业出于慈善动机承担社会责任时，最好的期望也只是它的财务绩效不受损害。姜俊（2009）认为在慈善动机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实现他人效用最大化，实现过程会因消耗自身资源而降低财务绩效。通常认为，出于“完全利他”的慈善动机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反对派学者更为尖锐地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为了维护企业的社会公共关系（Keim，1978），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削弱竞争力（肖红军等，2014）。
四、“被迫履责”的利己动机：对财务绩效的长期损害
企业把迫于外界压力而履行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最常见的手段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旗帜的掩护下，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危机管理的手段和声誉的“漂白剂”，从而尽可能减少负面事件所带来的损失，这种行为被称为“伪社会责任行为”（肖红军等，2013；樊帅等，2014）。“伪社会责任行为”可能在短期内掩盖或者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或者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从而使经济损失最小化（Buysse等，2003；Godfrey，2005；Schnietz等，2005）。高勇强等（2012）通过研究我国民营企业认为企业慈善不是一贯的社会责任表现，而是用来为自身其他不当行为遮丑。吉利（2016）正式提出“印象管理”研究框架，指出目前我国面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激增而质量偏低的现实困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能是应对危机事件的一种表现，从而减少负面事件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绩效损失。
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当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危机管理工具时，就可能伴生机会主义行为（何国华等，2005）。Armstrong（1997）通过关注企业出于利己动机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CSIR）的概念，批判企业以牺牲社会总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个体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声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都曝出了丑闻。2010 ~ 2015年间，《南方周末》每年发布的“中国漂绿榜”揭露了大批企业社会责任承诺与现实严重不符的国内外企业，其中不乏中石油、阿迪达斯、苹果等知名跨国公司。
综上所述，当企业出于利己动机履行社会责任时，在短期内可能会改善财务绩效、增加企业盈利和股东回报，但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肖红军等，2013）。权小锋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社会责任的崩盘效应”，指出在我国被强制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出于自利动机，管理层利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恶化信息环境并进行非效率的投资以掩盖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这将加剧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
五、回归“自愿履责”的战略动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和谐发展
Husted（2007）以西班牙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清晰地描述了战略性社会责任框架，从三个维度归纳了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第一，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使消费者加深对企业的认知；第二，通过为企业创造附加价值，从而增加企业价值；第三，为企业创造独特的资源和能力。Porter等（2002）认为，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增加企业价值，实现真正的“价值共享”。随后他们进一步指出，同时履行价值链创新和竞争环境投资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责任，能够两者相互促进和强化，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企业价值（Porter等，2006）。在此阶段，“慈善动机”和“利己动机”实现了融合，企业一方面重新回归“自愿履责”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自愿”从最早的企业家慈善活动发展成更加复杂的战略行为。学者们研究发现，在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支持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变得更加丰富。本文系统梳理了前人文献中涉及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战略动机，并对其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分析和论述。
1. “政府俘获”动机。在国外的研究中，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使政府放松管制，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并获得收益（Fry等，1982；Brammer等，2005；Brown等，2006；Navarro，1988）。在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政府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政府掌握着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时，企业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或者保持面对规制时的充分弹性，可能会选择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增强与政府的联系（贾明等，2010）。当企业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而选择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时，短期内未必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可能会产生长期的有利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获取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以获得财政补贴、低息贷款和良好的社会声誉，从而改善自身的财务绩效（苏蕊芯等，2010）。郭岚等（2015）把类似观点归纳为企业的“政府俘获”动机，认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是政治俘获的一种有效途径，而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规制是政府和地方精英企业相互博弈与合谋的结果。
2. “消费者俘获”动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机制。Jones（1995）提出的“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提升企业声誉和合法性，提高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度，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达到提高财务绩效的目的。Marry等（1997）进一步指出，消费者会根据是否承担社会责任而对企业进行区分并进行消费选择。众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使消费者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从而增加对其产品的需求，进而提升财务绩效（Navarro，1998；Brammer等，2005；Brown等，2006；Carrigan等，2001）。我国学者张正勇（2012）以A股上市公司2008 ~ 2010年共1150份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也发现上市公司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确实存在为获得消费者认同和竞争优势的动机，并且能够提高公司价值。
3. “债权人俘获”动机。在已有的文献研究中，也有学者发现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改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以更低的资本成本进行融资。Dhaliwal等（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帮助企业降低资本成本。Goss等（2011）得出了更具体的结论，即较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利率通常可以低5 ~ 11个基点，最低能达到23个基点。我国学者周宏等（2016）验证了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此外，履行社会责任还能够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所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Cheng等，2014；何贤杰等，2012）。
4. 信号传递动机。除了以上对财务绩效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履责动机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二者之间的协同增长效应。Jones等（2012）首次把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信号传递动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号，以保持彼此的可持续发展关系。LYS等（2015）认为，财务绩效好的企业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起到信号传递作用。张兆国等（2012）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传递信号，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依赖和支持。在信号传递动机下，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相互促进，呈现出正向协同效应。
5. 同形性动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都支持企业出于战略动机履行社会责任时，能够显著提高财务绩效，但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Galaskiewicz等（1989）发现，美国企业的捐赠行为带有明显的行为效仿倾向。蒋尧明等（2015）更准确地把这种现象归纳为“羊群效应”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同形性”，他们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行为存在着明显的趋同特性，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没经过审慎的思考，只是出于盲从动机而被动模仿其他企业。此时企业并没有明确的行为目的，难以判断社会责任会对财务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企业可能在“羊群效应”中获益，也可能使财务绩效受到负面影响。Klassen等（1999）也指出，企业毫无目的地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减弱企业核心竞争力。
六、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1）企业社会责任履责动机持续发展。纵观几十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和研究历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依次经历了“自愿－被迫－自愿”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家个人自愿的慈善行为（Carroll，1999），通常是指企业家受“博爱”和“普世”价值观驱动而自愿对社会的回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第二阶段是企业在各方相关利益驱动下被迫回应阶段，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此前企业家个人慈善行为受到了批判，企业在政府、消费者和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组织的压力下，被迫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第三阶段是企业主动“行善赚钱”的战略社会责任阶段，此阶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发展到一种更高级的“自愿”阶段，企业是有目的地结合自身特点而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和谐发展。履责动机的演变，在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履责动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影响。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个根本性问题。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主要包括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几种观点。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分析，本文从此前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履责动机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当企业出于依靠企业家个人慈善意识这种“初级”自愿动机，没有任何利己目的而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履行社会责任时，是企业资源的一种净流出，理论上无法对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第二，当企业受迫于政府、消费者和社会团体等压力而被迫履行社会责任时，很容易出现“伪善”和“管理层自利”等负面行为，即使短期内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但从长远看会极大损害企业利益，甚至造成企业股价崩盘。第三，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发展到战略性这一更“高级”的自愿动机时，已经基本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正向协同发展。大部分时候，企业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有重点和选择地承担社会责任。第四，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演进的，但并不代表企业已经完全进入了战略动机时代。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当代企业仍然没有完全摒弃“道德动机”和“利己动机”。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之前，识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至关重要。
2. 未来的研究方向及政策建议。现有文献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时，多数没考虑履责动机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理论、实践和监管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理论方面有助于丰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为两者之间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提供一种理论支撑。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应该先厘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再采用恰当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其次，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引导企业正确认识社会责任，使企业尽量结合自身情况，制定适当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目标，以鼓励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最后，能帮助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引导和监管，更好地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基于我国目前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制度背景，监管过程中应尽量引导和鼓励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双赢”发展；对于处于强制披露政策范围的企业，应当加大监管力度，避免企业被迫履责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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