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谷晓琳，聂顺江

【作者单位】
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昆明650031

【摘　　要】

     【摘要】2007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对资产的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等多方面进行了变更，其中特别突出的就是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以后期间不得转回，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且无法达到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的目的。本文以亏损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作为盈余组成部分的资产减值会计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样本公司中扭亏和大清洗公司的价值相关性显著低于其他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总体上资产减值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降低了，而且长、短期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都降低了。
【关键词】资产减值；价值相关性；大清洗；会计准则；亏损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05-0009-7

一、引言
对会计信息相关性进行的研究中，最早选择亏损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国外的Hayn（1995），她认为亏损公司股票收益中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低于盈余公司，并认为其原因是股东拥有清算公司的选择权。但我国的相关研究多针对整体而非某项具体会计政策，有关资产减值的研究少之又少，尤其是在2007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简称“现行准则”）后，此项研究几乎为空白。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而比较现行准则与旧企业会计准则中涉及资产减值的条款（简称“旧准则”）实施效果的差异，并区分不同类型资产的减值信息进行价值相关性比较分析。Hayn（1995）、Collins等（1999）、孟焰等（2005）的研究表明，盈余上市公司的价值相关性与亏损上市公司的价值相关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很多研究也表明亏损上市公司较易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为使研究更加细致、精确，本文只选取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研究综述
1. 影响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因素研究。主要有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因素、稳健性因素。
经济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发现，公司的资产减值信息向外传递了公司经营绩效可靠的信号（Zucca和Campbell，1992；Rees L.、 Gill S.和Gore R.，1996；Bartov E.等，1998），说明资产减值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对未来经营绩效的预期，其中长期资产减值和追溯调整的金额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王跃堂、周雪、张莉，2005），说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反映出公司未来获利能力降低。然而各个企业的性质、经营状况、外部环境等方面各不相同，使得企业出于不同动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如在控制盈余管理因素的情况下，亏损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在行业和其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戴德明、毛新述、邓璠，2005），可见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可能对真实价值的反映起到正反不同的效果。
在控制经济因素后，盈余管理因素对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Francis J.、 Hanna D.和Vincent L.，1996）。对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国外学者认为主要有管理层变更、大清洗、利润平滑（McNichols M.和Milson G. P.，1988；Zucca、Linda J.和Campbell D. R.，1992；Francis J.、 Hanna D.和Vincent L.，1996；Yoon和Miller，2002；Riedl E. J.，2004），国内学者认为主要有扭亏动机、大清洗动机、管理层变更和配股动机等。例如，管理变更时继任者会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经营问题转嫁给前任（Elliott和Shaw，1988），董事长的变动会影响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Loh和Tan，2002）；特别是亏损上市公司明显存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这在计提资产减值前仍亏损的公司更为普遍（王跃堂，2000；张俊民，2004；毛新述等，2005；田立新，2006；王建新，2007）。为控制该现象，现行准则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为进行盈余操纵而过度地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卢相君等，2010；岳琴等，2011），如现行准则并没有使制造业上市公司集中转回资产减值准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贾茜等，2011），然而却增加了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使得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与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正相关（傅蕴英等，2011）。
稳健性因素就是资产减值规定所表现的在会计中坚持对稳健性原则的使用。Basu S.（1997）、Watts R. L.（1977）、Beaver W. H.和Ryan S. G.（2000）、Ahmed A. S.等（2002）、李增泉等（2003）的研究都证明了稳健性的存在。对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而且结论不一。陈旭东等（2006）发现自1998年后会计稳健性逐渐增强，然而他们同年的另一篇文章却表明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可能只是一个假象，李远鹏等（2005）、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也得到同样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外环境不同导致研究模型、方法等的不适而影响了研究结果。但基于稳健性原则的本质可以看出，稳健性的存在会降低企业净资产价值从而影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如代冰彬、陆正飞和张然（2007）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资产减值准备，体现了稳健性原则的影响。
2. 针对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国外对价值相关性的研究都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早研究亏损上市公司的是Hayn C.（1995），之后Beaver和Landsman（1998）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相对于盈利公司的股票收益对盈余信息的反应系数要弱。具体到资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主要有：无形资产重估的价值和重估价值的变动对公司股票回报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关（Easton P.、 Eddey P.和Harris T.，1993）；企业披露的资产减值信息与经行业调整后的收益率存在负相关关系（Elliott J.和Hanna J.，1996）；资产减值信息传达的公司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积极应对信号对企业价值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Strong J.和Meyer J.，1987；Bartov E.、Lindahl W.和Shaw W. H.，1998），而Elliot J.和Shaw W. H.（1988）、Rees L.等（1996）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资产减值反映了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降低，并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披露的资产减值信息是因为处置公司的亏损业务而产生的，那么这就预示着企业的决策会带来未来现金流量的增加从而对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则会起到消极的作用（Bunsis，1998），可见相关性的显著性及方向性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会有不同结论。
国内对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针对减值准备计提的盈余管理动机方面，赵宇龙（1998）、陈晓等（1999）的研究都证明了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而且旧准则中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四项变为现行准则中的八项使得盈余信息更具价值相关性（洪剑峭等，2005；张胜芳，2006）。然而，当进一步将样本公司按照不同状态分类，分别对亏损公司、盈余公司、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会计信息总体的价值相关性较计提前都有所提高，但对全样本公司进行的回归分析却得出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会计信息总体价值相关性相比计提前更低（李扬，2008），这就与洪剑峭等（2004）的结论相悖了。王福胜、孙妮娜（2009）研究发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及其变化与市场价值及其变化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资产减值价值既影响市场价值信息含量又很好地解释了市场价值的变化。周冬华（2010）研究发现：资产减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而且与公司的股票价格显著负相关；具有盈余管理动机（大清洗和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显著低于正常盈利公司；现行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其研究的是全部上市公司，且由于缺乏充分的数据，使得其研究结论依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制度背景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亏损上市公司的严格规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如果上市公司盈利状况出现问题，首次发生亏损，那么公司就需要尽快改善经营，努力在下一年扭亏为盈，否则连续两年亏损将会被特别处理；第二层次，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会被暂停上市；第三层次，如果上市公司连年亏损会被终止上市。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发生亏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管理层为了维护公司或自身利益就会通过其他手段来操纵盈余，这些行为动机最终都会影响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披露质量。
现行准则对于资产减值规定的变更是系统性的，不但改变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属性，而且在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披露等方面都进行了完善。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以及时得到更加可靠且具有相关性的价值信息，改善信息的确认、披露同样会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虽然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这一规定理论上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但结合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情况，并不表明其会损害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三）研究假设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对于现行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特别是针对既有动机又有必要进行盈余操纵的亏损上市公司。公司管理层愿意向大众告知其资产发生减值，除了体现真实价值，更多的是为了告诉投资者他们对公司未来获利能力的关注，至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正还是负则要看具体情况。本文认为该行为体现了真实价值，可以提高企业净资产和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作为盈余组成部分的资产减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上市公司净利润连续两年为负会被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为负会被暂停上市，因此上市公司为解决退市危机很可能进行盈余操纵，致使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降低。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具有扭亏或大清洗动机的亏损上市公司与其他亏损上市公司相比，资产减值信息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偏低。
现行准则在资产确认、计量等多方面的变更不但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还能促使企业提供更多与其价值相关的信息，因此现行准则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然而，由于盈余操纵行为比较猖狂，现行准则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操纵的行为部分损失了价值相关性理念，如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即使不这样规定，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同样会影响会计盈余数据的价值相关性，所以这个规定的实施效果是消极多一点还是积极多一点就有待查证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三和假设四：
假设三：相对于旧准则，现行准则下的资产减值信息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假设四：相对于旧准则，现行准则下的长期资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更弱，而短期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从沪深两市2003 ~ 2015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选取净利润小于零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Wind咨询金融终端、Choice金融终端，部分数据通过巨潮资讯、同花顺手工收集，共选出2402个样本，根据研究需求不同样本数有所变化，详情见实证分析。
（二）研究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代冰彬（2007）、周冬华（2010）的研究，分析选择价格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验证四个假设的模型。
对于假设一：区分是否加入WD（资产减值）或Year（时间序列）两个变量，模型如下：
Pit=α+β1BVPSit+β2EPSit+ε （1）
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it+ε （2）
Pit=α+β1BVPSit+β2EPSit+􀰑jβ2+jYearj+ε （3）
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it+􀰑jβ3+jYearj
+ε （4）
对于假设二：根据上市公司的不同特征，首先将样本分为正常盈余、扭亏动机、大清洗动机三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然后再加入交叉变量进行回归，交叉变量的模型如下：
正常盈余组Pit=α+β1BVPSit+β2EPSit+
β3WDtotalit×NORMALit+􀰑jβ3+jYearj+ε （5）
扭亏动机组Pit=α+β1BVPSit+β2EPSit+
β3WDtotalit×NKit+􀰑jβ3+jYearj+ε （6）
大清洗动机组Pit=α+β1BVPSit+β2EPSit+
β3WDtotalit×LOSSit+􀰑jβ3+jYearj+ε （7）
对于假设三：为对比现行准则与旧准则，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加入制度变量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再将数据分为现行准则实施前、后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Pit=α+β1BVPSit+β2NAS+β3BVPSit×NAS+
β4EPSit+β5EPSit×NAS+β6WDit+β7WDit×NAS+ε （8）
对于假设四：将资产按照类别不同分别检验长、短期资产减值信息在现行准则与旧准则下的价值相关性，模型如下：
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longit+ε （9）
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shortit+ε （10） 式（1） ~ （10）中：Pit表示第i家公司t+1年度的第4个月末的股价；BVPSit、EPSit分别表示第i家公司t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前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WDit表示第i家公司t年度资产减值准备除以当年减值前期末资产总额；WDlongit表示第i家公司t年度长期资产减值准备除以当年减值前期末资产总额；WDshortit表示第i家公司t年度短期资产减值准备除以减值前期末资产总额；NORMAL代表正常盈余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前净利润大于零则为1，否则为0；NK代表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上年度首次亏损、本年度盈利则为1，否则为0；LOSS代表具有大清洗动机的公司，如果 NK=0且计提资产减值前的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额的比值小于该变量所有负值中位数，则为计提资产减值前净利润与期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否则为0；NAS为制度变量，2007年前为0，否则为1；Yearj代表第j年度。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选出的2402个样本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和存在缺失数据的公司后的原始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WDjt、WDzh分别代表本年度计提、转回的资产减值分别与计提资产减值前期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其他变量解释同前；N、min、max、mean、p50、sd分别表示样本数、最小值、最大值、均值、中位数、标准差，j_n代表当年减值总额除以净利润。
从表1 中描述1 ~ 3可以看到，WD、WDshort、WDlong的均值全都为正，这表明无论是现行准则还是旧准则实施情况下资产减值都表现为计提，可是计提比例分别由0.0654265、0.0431931、0.0222334变成0.0394333、0.046759、0.017446，可见现行准则下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有所提升，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大幅度降低；WDjt、WDzh的均值由0.0563787、0.0176978变为了0.019054、0.002951，中位数也大幅度降低，由此可见现行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额都大幅度地减少。对比P、BVPS、EPS三个变量的均值，可发现现行准则比旧准则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仅此可以感受到亏损上市公司总体表现有转好趋势。j_n变量在总样本、旧准则、现行准则三种描述中的数值分别为
-0.490791、-0.14976460、-0.564942，可以看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递减趋势。三个描述中多数变量的均值都大于p50，而且标准差多数也比较大，所以在数据回归分析时会进行Winsorize处理以剔除极端异常值。
（二）回归分析
假设一对应的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中模型（1）、（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BVPS、EPS与P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WD与P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的增加对股价有正面影响，资产减值信息则传递给投资者资产贬值的坏消息；对于调整后的R2，模型（2）的7.5%大于模型（1）的7.4%，且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的系数都有所增加，表明资产减值信息提高了BVPS、EPS及整个模型的解释力度即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为排除制度、政策、市场环境在不同年限的变化加入时间序列，模型（3）和（4）的回归结果发生了巨变，调整后的R2分别由7.4%、7.5%变为19%、19.2%，可以看出年度控制变量明显对股价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发现加入WD变量后模型（4）的解释力度增大了，从而证实了假设一。
但在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WD的系数却变为正数，可t检验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可能是由时间波动或者不同动机公司混合的原因所致。为进一步分析，将样本公司分为正常盈余组、扭亏组、大清洗组三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三组样本的WD变量分别取自各样本组的资产减值数，由于扭亏动机的公司只能筛选到2014年，所以回归样本也只有到2014年的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三组样本公司回归结果的差异非常显著，正常盈余组调整后的R2为34.9%，显著高于扭亏组16.9%和大清洗组18.4%及全样本19.2%，且扭亏组和大清洗组都低于全样本，可见正常盈余组的资产减值信息更具价值相关性。而且正常盈余组的WD与P正相关，而扭亏组和大清洗组中两者负相关，可见正常盈余组公司计提资产减值传递的好消息可以提升股价，而扭亏组和大清洗组则传递了坏消息。
表3的分组回归分析不够直观，只能作为间接证据，现添加交叉变量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加入交叉变量后正常盈余组的资产减值信息也更具价值相关性但不显著，大清洗组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高于扭亏组，与表3所得结论一致，假设二成立。以上研究都是选自2003 ~ 2015年的样本数据，跨越了旧准则与现行准则两个阶段，由于现行准则对旧准则中资产减值的规定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如资产发生减值的迹象判断、资产减值计提金额的估计等，特别是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不得转回这一重大改变，不同的规定对资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是正反不同方向的，资产减值计量确认的完善可以增强价值相关性，很多学者都认为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虽然可以遏制公司盈余管理，但也可能会削弱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下面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即验证本文的假设三，首先从减值总额信息在现行准则与旧准则中的变化开始，分别对总样本（加入制度变量）、实施旧准则（2003 ~ 2006年）的样本、实施现行准则（2007 ~ 2015年）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看出，现行准则组中的BVPS、EPS系数显著高于旧准则组，可见现行准则的实施加大了减值前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对股价的解释力度。虽然WD的系数明显变小，但调整后的R2在现行准则下为7.3%，明显大于旧准则的4.1%，可见现行准则的实施提高了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却降低了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结论与假设三相悖。
文献综述中有关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现行准则实施后企业较多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虽然现行准则对资产减值的计提、转回做了很多规定，而且为遏制盈余操纵还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可前文研究仍发现现行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信息总体价值相关性降低了，究竟是长期资产的原因还是短期资产的原因呢？下面将资产减值区分长、短期项目进行对比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表7。

由表6、表7可看出，WDshort、WDlong的系数由旧准则的显著为负变成了现行准则中的显著为正，但都有所降低，而调整后的R2则均有明显提升，且每股盈余和每股净资产的系数明显增大，可见现行准则的实施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但降低了长、短期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假设四不完全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发现，加入资产减值变量的模型中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有所提升，这就表明WD的加入不但增强了BVPS、EPS的解释力度，还增强了整个模型的解释力度，可见资产减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这与研究综述中的大部分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假设一成立。
2. 由表3、表4的回归结果发现，亏损上市公司中正常盈余组调整后的R2显著高于扭亏组、大清洗组及全样本组，且扭亏组和大清洗组都低于混合组，可见正常盈余组的资产减值信息更具价值相关性，加入交叉变量后得出同样的结果，假设二成立。同时还发现正常盈余组的WD与P正相关，而扭亏组和大清洗组的WD与P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对不同企业的判断不同，投资者认为正常盈余组企业的减值信息是为以后正常运营而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的准确预期，已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效果，即传递出好消息，而扭亏组和大清洗组企业的减值则被认为是未来获利能力的降低或要进行盈余操纵，从而传递了坏消息。
3. 由表5、表6、表7的回归结果发现，现行准则的实施降低了总体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从而证明了假设三不成立；而且进一步分析短期资产减值信息和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发现，长、短期资产减值信息与股价正相关，且价值相关性随着现行准则的实施都降低了，表明假设四不完全成立。分析其原因：首先，股价并不能反映公司真实的市场价值；其次，长期资产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影响了资产的真实价值判断，而短期资产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等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不再计提减值，降低了资产减值信息的信息含量，会影响价值相关性；再次，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也可能迫使企业更多地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操纵，也会影响价值相关性；最后，长、短期资产减值与股价正相关，但结果不显著，可能因为现行准则的规定使得公司在计提减值准备时变得更加谨慎，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空间变小，而且计提长、短期资产减值准备也传递了管理层预期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改善的好消息。然而由于研究的样本是亏损上市公司，致使投资者决策时更加谨慎，对减值信息的依赖程度也相对降低，使得结果并不显著。
（二）建议
1. 监管部门要重点关注企业短期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防止企业因无法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而利用短期资产。
2. 监管部门还需重点关注企业长期资产减值的实质性处置问题。虽然企业很难利用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操纵，但是上市公司很可能利用资产重组、变卖等实质性交易来转回已经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
3. 减少盈余操纵，保护信息使用者的权益。需要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更加规范对亏损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管理，同时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相关知识来提高信息使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帮助信息使用者通过完善所需知识、利用法律途径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4. 虽然目前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环境使得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此规定所起的效果也会改变，所以还需时时关注，并最终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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