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段 静，沈乐平（博士生导师），唐海凤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510640）
【摘 要】
【摘要】 本文选取2008 ~ 2013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区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利用实证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程度会加剧经理自主权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民营企业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加剧经理自主权对在职消费的权力影响；民营企业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之间关系无显著影响；全样本中政治关联会加剧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
【关键词】 在职消费；政治关联；经理自主权
一、引言
2013 年、2014 年的上市央企年报披露出来的招待费虽较往年数额有所减少，但不少媒体表示招待费的减少是因为职务消费变得“更为隐蔽”。公司高管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仅包括年报披露的年薪、红利和股息，更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隐性收入，公司高管所具有的“在职消费权”可以帮助其灵活转嫁个人支出。国内较早研究在职消费的学者是陈冬华（2005），他指出企业高管很容易利用办公费、差旅费等作为获取好处的途径，并将其转换为隐性收入，报销私人支出。
毋庸置疑，过度的在职消费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绩效并带来经营风险。高管的在职消费不但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往往还隐藏在公众监督之外。哪些因素影响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如何限制高管过度自利性在职消费？这已成为摆在学术研究也是管理实务面前的重要课题。很多学者试图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管理权力理论去研究在职消费这一现象，却忽视了我国企业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公司治理问题伴随着一些特定因素而发生变化的情况。
目前，将制度与行为分析相结合是国际学术界发展的趋势。本文基于个体的需要与动机来解释在职消费行为的发生机制：①在职消费的产生是由于主体追求物质、金钱或权力等需求而产生的动机性行为，这一动机性行为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正式制度的缺失及不能满足主体需要。②由于企业或个人的权力运作规定及权力范围决定了在职消费主体是否具有滥用权力的便利条件，从而会影响在职消费的方式及程度。
非正式制度理论认为，非正式制度影响高管主体在职消费行为发生的作用机理在于，通过影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意识层面的因素（如道德规范、传统习俗等），从而影响主体对预期结果的判断，进而影响在职消费行为。
树友林（2011）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中包含着强烈的权力因素，管理层权力越高，其在职消费水平也就越高。在经理自主权理论的框架中，非正式制度因其特有的规范属性，影响着拥有权力的高管主体选择在职消费的可能性与程度。高管在利用自身具有的权力寻求隐性福利时，显然会综合考虑事业成就、行为风险、政治待遇等因素后再决定其在职消费水平的高低（Meckling W. H.，1976）。可见，政治关联会对高管的自利行为及在职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的价值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考虑经济转型期我国特殊的宏观背景，根据政治关联强度将其划分为“政府官员类”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分析不同类型政治关联对在职消费的影响；②基于非正式制度理论，经理自主权与政治关联的结合会为高管在职消费提供路径，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经理自主权变量，研究经理自主权作用于在职消费的机理，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实证研究政治关联如何影响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国有企业
王沪宁（2008）提出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会影响高管的主观需要，不同的权力寻租行为动机会直接影响其实施自利行为的方式。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本身存在的代理问题十分严重，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个人对家庭、群体的服从，使得社会关系具有资源配置的作用，政治关联作为非正式制度，其也因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更易产生负面作用。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政治锁住效应”及弱化的公司治理机制直接影响了企业高管利用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政治关联中强调的“一把手”文化催生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自利行为。②政治关联所推崇的“官本位”思想默认了在职消费的合理存在。③政治关联使得国有企业承担着多样化的非经济目标，造成国有企业高管倾向于寻求权力在职消费以获取替代报酬。
在对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进行分类时笔者发现：样本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均属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仅有极少数国有企业属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政府官员能够凭借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带来政府资源，不需要过多努力就能同政府建立关系，说明实际上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起着主要作用。因此，不存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政治关联划分的必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程度会加剧经理自主权对在职消费的影响。
（二）民营企业
杜兴强（2010）在研究中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方式分为“政府官员类”与“代表委员类”。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企业高管主要由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已退休的政府官员组成，他们被聘请到企业或被指派进入企业任职。
卢晓慧（2006）认为这部分高管可能会对企业带来强烈的政府干预作用，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具有一些相似性。原因在于根据法律规定，现任的政府官员不可能参与民营企业的经营，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一般为曾任的政府官员下海经商或者聘请的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的初衷是凭借其在政府部门的“关系”为企业“疏通政府关系”，因此企业会允许这部分高管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这部分企业中政治关联的建立也就会提高高管利用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程度，因此我们提取了“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样本。本文认为，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在职消费同样可能更多是一种自利行为。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民营企业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加剧经理自主权对在职消费的权力影响。
在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企业中普遍存在“大股东”治理，企业的高管凭借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空间很小。企业主动寻求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是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它可能并不会影响企业高管的权力自利行为。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民营企业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无显著影响。
（三）全样本企业
全怡（2010）研究发现，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管理层会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获取不正当的私人收益。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仍是主体，占到70%左右。因此可能呈现如下特点：政治关联加剧了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全样本中政治关联将加剧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 ~ 2013年期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实证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的关系。
为排除异常观测值对研究结果的最终影响，本文剔除以下异常样本：①金融行业的公司；②所有被ST、∗ST的公司；③与构建模型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④对模型中主要数据进行预处理，数据标准化后的异常观测值。最终得到2008年221个观测值、2009年282个观测值、2010年290个观测值、2011年297个观测值、2012年308个观测值、2013年288个观测值，共1 686个观测值。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企业政治关联资料通过手工整理得到。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在职消费：借鉴梁彤英（2012）的做法，采用企业年报中的“管理费用”减去“当年无形资产摊销”、“当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董事、高管及监事会成员薪酬”的方式表示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2. 解释变量。政治关联定义为某企业中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中一人具有政治关联，就认为具有政治关联。采用内容分析法，先用Excel提取高管资料中是否包含“工会主席”、“处长”、“人大代表”等关键词，根据得到的结果将企业政治关联区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
（1）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GOVCONNECT）。潘越（2009）按照高管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行政职位对高管政治影响力赋值；杜兴强等（2010）按照高管曾经或现在任职的行政级别将政府背景分为9级。
参考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按照高管在政府任职的行政级别对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进行分级：副科（乡）级、副主任科员及副科级以下赋1；科（乡）级、主任科员及副处（县）级、助理调研员赋2；处（县）级、调研员及副厅（局、司）级、助理巡视员赋3；厅（局、司）级、巡视员及副部（省）级赋4；副部（省）级以上赋5。
（2）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REPCONNECT）。邓建平（2009）在考察民营企业政治联系时将民营企业家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身份，按照乡、县、市和省等不同等级进行分级处理；胡旭阳（2011）在研究中按照代表委员所属等级为其赋值并将赋值的平方值作为政治联系强度的代表。综合这些研究的分级思路，本文同样按照代表委员等级，将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强度分为三级：现任或曾在区、乡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赋1；曾经或现在出任县级、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赋2；省级、国家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赋3。
3. 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了以下可能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存在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资产周转率（Totassrat）、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ten）、营业收入增长率（Ppeincmgrrt）、资产负债率（Dbastrt）、资产收益率（ROA）。
（三）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在模型中逐步加入主要研究变量，进而研究经理自主权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的关系。
第一步，在模型中加入经理自主权变量（power），加入资产周转率（Totassrat）、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ten）、营业收入增长率（Opeincmgrrt）、资产负债率（Dbastrt）、资产收益率（ROA）等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
第二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政治关联变量，进而得到模型（2）。
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再融入政治关联与自主权的交互项，得到模型（3）。
TobinQ=α0+α1×power+ γi×controli+ε （1）
TobinQ=α0+α1×power+α2×POLCNNECT+ γi×controli+ε （2）
TobinQ=α0+α1×power+α2×POLCNNECT+α3×POLCNNECT×power+ γi×controli+ε （3）
其中α0为常数，α和γ为回归系数，control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根据不同的假设检验分别代入POLCONNECT、GOVCONNECT和REPCONNECT。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从表1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检验结果与H1、H2、H4 相符。由此初步证明：总体上我国企业高管可以通过所掌握的权力谋求更高水平的在职消费；国有企业、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高管可以通过权力获取更高水平的在职消费；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会加剧高管凭借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程度。该结论可以进一步引申到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中，该类政治关联的建立同样会加剧高管凭借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倾向。
而H3与检验结果并不相符。H3认为民营企业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自主权与在职消费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代表委员与自主权的交互作用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H3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表2的结果可知，所构建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较强。在模型中逐渐加入政治关联变量和政治关联与自主权的交互变量后，模型的R2得到了提升。这说明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对在职消费存在显著影响，而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政治关联加剧了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H1。因此，国有企业的高管随着政治关联的加强，利用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行为会显著增加。
由表3 的结果可知，所构建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较强。在模型中逐步加入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自主权的交互项后，模型的解释能力逐渐提高，且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能够加剧自主权与在职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证明了H2。这说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获取会使高管的经营转向非经济目标，利用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行为会显著增加。
对于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假设认为其中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直接对模型的第三层进行回归分析。民营企业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自主权与在职消费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模型总体结果和主要研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的结果可知，所构建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较强。民营企业中自主权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与在职消费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从而证明了H3。这说明在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在职消费更多体现为一种“寻租”效应，因此不会受到权力因素的显著影响。
由表5的结果可知，所构建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较强。随着政治关联及自主权与政治关联交互变量的加入，模型的R方逐渐增大（第一层为0.119、第二层为0.121、第三层为0.125）。这说明政治关联对在职消费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政治关联会加剧自主权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了H4。这说明政治关联的获取会使高管的经营转向非经济目标，利用权力寻求在职消费的行为会显著增加。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利用“企业人均在职消费水平（对数）”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并重新对上文的所有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同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鉴于篇幅本文不再阐述稳健性检验内容。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讨了经理自主权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关联对经理自主权和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全样本中经理自主权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说明我国企业总体上在职消费体现为一种自利行为，企业高管权力水平越高，其凭借权力谋求更高水平在职消费的程度也就越高。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以及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这表明企业内部应当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完善对高管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高管凭借权力实行自利行为的可能性。而在代表委员类的民营企业中这种权力影响在职消费的程度较低，其主要通过操纵薪酬来谋取私利。
国有企业自主权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性，即国有企业在建立政治关联后可能会提高企业内部的在职消费水平。而将研究范围拓展至民营企业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后发现，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依然会加剧在职消费行为，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这说明这部分企业中在职消费中的权力因素较低，在职消费更多体现为寻租性。
主要参考文献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
树友林.国外在职消费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9）.
Jensen MC.， Heckling W.. Hatched theory of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The Journal of FinanceEconomics，1976（3）.
王沪宁.腐败与反腐败——当代世界腐败问题研究［M］.海口：三环出版社，2008.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捐赠：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0（1）.
卢晓慧.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6.
全怡.社会资本的本土化与腐败网络［J］.社会学研究，2010（8）.
梁彤缨，冯莉，陈修德.金字塔结构、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潘越.我国实行经营者年薪制问题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邓建平.影响经理人薪酬制定的因素［J］.中国工业经济，2009（2）.
胡旭阳.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1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301054）；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编号：DPMEIHZ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