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财会月刊(15期)
审计园地
股权结构、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

作  者
邱金平1,李 薇2(教授)

作者单位
1.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会计系,重庆402160;2.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乌鲁木齐830012

摘  要

   【摘要】以2010 ~ 2015年沪深两市主板非金融类行业10078个数据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的股权集中度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与审计费用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被审计单位的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等特征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公司规模会影响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公司规模;审计费用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5-0102-6一、引言
近年来,所有权结构研究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诸多国内外文献都曾谈及所有权集中度及其对公司不同层面的影响。对于所有权结构问题,讨论更多的是,管理者所代表的所有者和大股东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侵占其他股东的权益。所有权集中度会激励大股东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实施更好的管理控制,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冲突,也就是第一类代理问题。从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股东所有权相对更集中,因为股东的监管力度不够会激励股东为了更好地控制公司的管理者而去获取更多的股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第一类代理问题引起的代理冲突较弱,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也就是第二类代理问题凸显(王艳艳等,2006)。一方面,大股东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邱金平等,2015),从而支付更多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中小股东为了防止自身利益被大股东侵占,有足够的动机要求聘请“大事务所”进行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特长以及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复杂程度与规模等,也会影响审计费用的高低。
在委托代理理论中,审计费用主要为监督成本,该成本的高低随着代理冲突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Mitra等,2007)。审计的作用是对财务报告提供合理保证,以积极方式提出意见,增强除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会计师事务所从被审计单位收取审计费用作为酬劳。那么,在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集中度是否会影响审计费用?股东之间的制衡会削弱大股东持股对外部审计的需求进而减弱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吗?被审计单位的规模特征会影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吗?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 股权结构与审计费用。Chan、Ezzamel和Gwilliam(1993)对英国280个公司进行研究,发现所有权控制(界定为董事持有的股权超过5%)与审计费用负相关。Beasley和Saltrio(2001)调查发现股权特征对审计费用具有一定的影响。Mitra等(2007)以被“五大”审计过的纽交所335个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是决定审计费用的关键因素。Hay、Knechel和Ling(2008)以新西兰国有企业130个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在20%(或以上)的公司所有权控制与审计费用正相关。韩洪灵、陈汉文(2008)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张莹、罗玲和陶青(2014)以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审计费用呈正U型关系,CEO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也呈正U型关系。孙芮和何云(2016)以2012 ~ 201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股权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的股权集中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许瑜和冯均科(2016)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的显著关系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而弱化。
2. 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Simunic(1980)最先研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发现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高低的关键因素。Francis(1984)考察了澳大利亚审计市场,也得到被审计单位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的结论。Firth(1985)、Taylor和Baker(1981)、Anderson和Zeghal(1994)、Krishnagopal和David(2001)等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Francis(1984)、Krishnagopal和David(2001)还发现上市公司公司业务复杂程度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
国内关于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刘婷婷和朱锦余(2010)以沪深A股公司为样本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以公司总资产衡量的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吴慧敏和王春华(2011)、叶睿(2012)、闫珍丽(2014)、曹姝奇(2016)等都得出了公司规模是影响审计费用的关键因素的结论。另外,粟立钟和李悦(2012)、陈智和徐泓(2013)、赵海艳(2014)、程璐和陈宋生(2016)在研究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时,也都在模型里将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因素。
3. 小结。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考察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及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时,都表明公司规模在审计费用模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另外,国内外学者在对公司股权结构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多从股权集中度角度出发,而且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根据收集到的文献,鲜有人考察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而在我国,相比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所引发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其他股东对大股东的监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也应考虑这一因素。本文拟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公司规模方面考察其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同时分析公司规模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期为审计费用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检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管理者很可能会进行管理盈余、舞弊或制定次优投资决策(Biddle和Hillary,2006;Hope和Thomas,2008)。因此,投资者监督是降低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的机制。然而,当所有股东都有责任监督管理行为时,由某个股东从事监督管理获得的收益与其持有的股份比例是对等的。随着某个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增加(股权集中度增加),必要的监督成本也会增加。
Ben Ali(2011)分析了审计能否作为一种监督机制缓解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结果发现,在股权集中且股东监督力度弱的情况下,集中的股东很容易侵占其他股东的利益并获取控制权收益。在股东监督力度弱的国家,控股股东与审计费用呈曲线关系;在股东监督力度强的国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更弱。监督假说认为,大股东的利益得失与公司的运行情况紧密相关,因此相对于中小股东而言,大股东更有动力和责任来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减弱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第一类代理冲突(Shlerfer和Vishny,1986)。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由于代理成本较低,公司往往缺乏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曾颖、叶康涛,2005),因此大股东对于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的意愿不强。基于此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所有权集中度的增加,所支付的审计费用减少。
已有文献研究了投资者之间相互监督的必要性。掠夺假说认为,大股东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容易引发“隧道效应”或“掏空行为”,尤其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垄断控制时,控股股东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职权来侵害小股东的利益,从而加剧第二类代理冲突。例如,控股股东在持股比例相近的公司剥削小股东的利益( 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Laeven和Levine,2008),这类剥削也包括支付给控股股东高额报酬、侵吞资产以及通过发行股票或发放股利稀释小股东的利益(Gogineni、Linn和Yadav,2010)。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升高,第二大股东有效监督第一大股东的能力和意愿也随之增强,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方式和第一大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方式相似。
Pagano和Roell(1998)指出,在大股东相互监督的情况下,侵占行为减少,公司业绩提高。Bloch和Hege(2001)等通过理论模型验证得出,非控股股东持股越集中,对小股东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越小。股权集中可使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更容易、更有效,这是典型的“水平代理成本”(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冲突)争议(Goginini等,2010)。韩洪灵、陈汉文(2008)研究发现,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审计费用有显著的关系。由此预测,在公司股权相对集中的国家,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程度加强,审计费用相应增加。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越高,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
Ben Ali(2011)研究发现,审计费用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股东监管力度强的国家更为明显。高雷、张杰(2011)研究发现: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倾向于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管理层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降低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要求,所支付的审计费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Mahmood等(2015)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引发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已有研究发现,赋予管理者股权可以有效降低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Tirole,2006),这就是著名的“利益协同效应”。但是,如果管理层持股超过一定比例,会导致管理层权力过大,诱发管理层的个人动机,即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而且,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会削弱控制权市场对管理层的压力。相反,在管理层持股适度的情况下,既能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趋同,又能使外界有效地制约管理层的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国内外学者以往的研究发现,在我国现有情况下,上市公司赋予管理层的股票份额和比例普遍较低,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的持股拐点(肖作平,2006;Yubo Li等,2013)。由此可以预测,随着管理层股权的增加,代理成本下降,审计师努力程度降低,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相应降低。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主要取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研究样本选取在深市和沪市主板上市的2010 ~ 2015年A股非金融行业数据,并对初选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①考虑到这些公司的数据可能有失公允,剔除ST、∗ST、S∗ST公司;②考虑到数据缺失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③为剔除异常数据对结果的影响,对上述数据进行五倍标准差处理。经过筛选整理,最后共得到10078个有效数据。数据整理过程如表1所示。基本数据处理和简单计算使用了Excel软件,数据回归分析使用Eviews软件。

 

 

 

 

 

 

(二)变量选取
变量指标的选取及定义见表2。

 

 

 

 

 

 

 

 

 

 

 

 


(三)检验模型
为了最大限度弱化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分别构建模型单独检验单一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同时,为验证公司规模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影响,将上述各模型分为有规模组和无规模组分别进行回归。
为检验假设1,构建如下模型一:
Lnfee=β0+β1Cr1+β2size+β3LEV+β4DL+
β5D_SIZE+β6Ceo_D+β7∑INDi+β8∑Yeart+ε
 (1)
为检验假设2,构建如下模型二:
Lnfee=β0+β1Rsh21+β2size+β3LEV+β4DL+
β5D_SIZE+β6Ceo_D+β7∑INDi+β8∑Yeart+ε
     (2)
为检验假设3,构建如下模型三:
Lnfee=β0+β1Mshare+β2size+β3LEV+β4DL+
β5D_SIZE+β6Ceo_D+β7∑INDi+β8∑Yeart+ε
     (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审计费用最小值为11.2252,最大值为18.0052,表明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差别较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事务所由于其品牌溢价、行业专长等优势,收取的费用相对较高;二是考虑到被审计单位的风险水平、公司规模等因素,在审计时花费的时间、精力较多,即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较高,可能倾向于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中位数为34.03%,最大值为89.99%,说明在我国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大股东有可能利用其独有的优势进行掏空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制衡,即通过其他股东监督大股东,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占。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最小值为0.0016,说明这些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严重,靠单一股东无法行使监督职责;最大值为1,即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这有可能导致第一、二大股东联合攫取其他股东的利益,从而使得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平均值为0.3060,表明第二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作用。管理层持股比例均值为0.0857,表明管理层普遍持股较少,与大股东合谋的概率较低,也说明管理层持股作为改善公司治理的一种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公司规模均值为21.9203,中位数为21.785,表明上市公司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规模的大小、公司业务的复杂程度都是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价格谈判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的一大影响因素。
(二)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4列出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系数和spearman系数。从两两变量系数及双尾检验结果来看,股权集中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Rsh21)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表明第二大股东和管理层在监督大股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与审计费用均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另外,公司规模(size)、风险水平(LEV)、两职合一(Ceo_D)和事务所规模(BIG10)都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说明事务所在制定审计收费标准时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三)多变量回归分析
表5列出了三个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其中每个模型都按照有无考虑公司规模因素进行分组,(1)表示有规模组,(2)表示无规模组。对比模型一的(1)和(2)两列发现,在考虑了公司规模因素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由显著正相关变为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在分析股权集中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时,被审计单位的公司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不可能撇开公司规模单纯地分析第一大股东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般上市公司都具有一定的规模,从描述性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规模最小值为13.0760,单位在进行审计定价时势必会考虑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等因素。然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使其侵占其他股东的动机和意愿更强,使得其对外部审计的需求降低,可能更倾向于聘请非“十大”所进行审计,因此所支付的审计费用降低。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对比模型二的(1)和(2)两列发现,在不考虑公司规模的情况下,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Rsh21)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在考虑了公司规模后,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Rsh21)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说明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Rsh21)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受公司规模(size)的影响较大。由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越高,越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进行审计。一般认为,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而大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规模效应、品牌溢价、行业专长等因素,在审计定价时相对小会计师事务所收费更高。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正相关。
对比模型三的(1)和(2)两列发现,不管有没有考虑规模因素,管理层持股比例都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只是相关程度不同。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其与大股东的利益越一致,对外部审计的需求越低,越倾向于支付较低的审计费用,从而弱化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进而攫取他人的利益以满足自身的需求。至此,假设3得到验证。
从整体来看,三个模型在考虑了公司规模因素后,调整后的R2明显上升,整体拟合优度均达到50%以上,而没有考虑公司规模的模型拟合优度均不到15%,说明公司规模这一特征对模型的贡献远大于其他变量,因此必须将公司规模变量纳入模型设计中。在考虑公司规模的情况下,三个模型的D-W值均在1.95以上,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为证实上述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替代解释变量。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替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替换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用高管持股比例替换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二,替换控制变量。用“四大”事务所替换“十大”事务所。第三,分组回归。将审计费用按中位数分为低费用组和高费用组分别进行回归。以上替换结果除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略有变化外,不影响实证的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 ~ 2015年沪深两市主板非金融类行业数据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的股权集中度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从公司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和意愿越强,越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从而支付较低的审计费用。②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与审计费用正相关, 即股权制衡度越高,公司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越大,越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③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其与大股东的利益越趋于一致,越倾向于逃避外部审计的监督,进而选择“小事务所”进行审计,从而支付较低的审计费用。但是我国的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不高,管理层与大股东之间还不能形成“利益协同”效应。④在对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中,被审计单位的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等特征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同时公司规模也会影响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
(二)建议
1. 适当削弱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大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明显,控股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达90%,控股股东很容易侵占其他股东的利益而使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升级。另外,其他股东因持股比例较低而无法对大股东进行有效监管,控股股东“一言堂”现象的存在不利于公司更好地发展。因此,应适当调整股东的持股比例,缩小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持股比例的差距,使其他大股东能对控股股东有效地进行监管,从而使公司处于良好的环境中。
2. 适度赋予管理层相应的股权。从研究结果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不高,平均持股比例在8.57%左右,CEO持股比例在此基础上还要更低。低持股比例导致管理者更关注任期内的短期效益,从而造成盈余平滑、过度投资等短视行为,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适度赋予管理者股权可以形成其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管理者在做决策时可能不会因为短期行为而损害公司的利益。
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还有拓展的空间:其一,对审计费用的考量仅从总量上研究,没有将审计费用分类,比如将审计费用分为正常审计费用和异常审计费用;其二,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复杂程度也是影响审计定价的一个因素,未来研究可以将其考虑进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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