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郭紫云，杨兰品（教授）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0

【摘　　要】

    【摘要】本文从国有企业利润来源及分配角度，探讨了国有企业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通过假设估算出2003 ~ 2012年国有工业企业低效率造成的潜在利润流失程度，并且运用2003 ~ 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国有企业分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会带来潜在的利润流失，潜损利润比平均可达51.448%，并呈现下降趋势；国有企业分配扭曲程度与短期和长期收入差距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对长期收入差距影响更大；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带来的巨额潜在利润流失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失。
【关键词】总资产利润率；潜损利润比；劳动要素价格扭曲；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4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6-0029-7一、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应该在提升社会福利、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依然存在效率低下、产能过剩、资源配置不当、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不仅造成经济增长的潜在效率损失，还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恶化，进而对整体的社会福利造成不利影响。
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分配状况及其影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有学者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认为国有企业巨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在上游市场的垄断势力（刘瑞明、石蕊，2011）、资源要素低价（张曙光，2010），以及国有企业在部分基础性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和定价权势（韩朝华、周晓艳，2009）。而关于国有企业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存在着一些分歧。邓伟、向东进（2011）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而徐传谌、翟绪权（2015）研究认为，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整体的收入差距扩大。Veysel Avsar（2013）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与收入差距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Feld和Schnellenbach（2014）运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国有企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与基尼系数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政府左翼程度对国有企业部门的规模均呈倒U型影响。Nancy和John（2002）则从相反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提高私有化程度会恶化资产和收入的分配状况，且在转型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
本文首先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试图将国有企业利润的实际来源及利润分配状况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国有企业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然后运用工业行业的数据具体测算出国有企业低效率带来的潜在利润流失程度，并且以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和分配对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供一些参考。
二、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及分配
（一）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只是名义利润，因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行政垄断和政府补贴获取超额利润，并且可以享受到更多优惠政策，例如资源租金低价、融资优惠等等。国有企业凭借这些优势可以降低成本，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如果扣除这些应付成本，则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实际利润可能并不多。具体分析如下：
1. 垄断地位。随着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整个国有经济中垄断性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整个国有企业的利润也主要来自垄断性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主要不是由于其内部高效率，而是依托其垄断地位来获取超额利润。这种状况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如对消费者剩余和其他生产者利润的侵占以及社会资源的浪费等。
2. 信贷优惠。在融资贷款上，由于资本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信贷制度不完善，国有企业凭借体制优势，依靠政府的隐性担保，更容易以低利率从银行获得较大份额的贷款。在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方面，1994 ~ 2009年国有企业每年所获得的贷款比重一直都在80%以上；以2004 ~ 2011年所有上市公司的贷款利率数据计算出的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平均值比非国有企业低0.81%，然而这0.81%的利率差异就使得国有企业平均利润高出15.147%，因此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优惠可为其带来超额利润。
3. 资源要素租金优惠。国有企业能以低价获取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要素，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将资源租金转化为高额收益。据天则研究所统计，在2001 ~ 2013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少缴纳资源租金约11138亿元，然而这些少缴纳的资源租金最终转化成巨额利润的一部分，滞留在国有企业内部。
4. 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包括财政补贴和价格补贴两部分。财政部每年对于国有企业计划亏损都有一定数量的补贴。2001 ~ 2013年间，国有企业共获得财政补贴3940.02亿元。我国对石油产品的价格实行管制，使得管制后的价格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上石油产品的价格，这实际上是对垄断国有企业的补贴。根据天则研究所计算，2006 ~ 2013年间，石油产品价格垄断带来的销售收入差额可达13290亿元。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享受到的优惠贷款、低价资源租金和政府补贴等，均为其获得高额利润的重要因素。根据天则研究所的测算，若从名义利润总额中扣除贷款利率差额、缺失的资源租金以及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得到的真实利润总额基本为负。2001 ~ 2013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亏损30896亿元。因此，国有企业账面上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是依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实现的，并不是真正的利润，国有企业实质上处于亏损状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有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
（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
基于整个分配流程，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1. 资源要素。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要素的所有者是政府（全体社会成员），资源要素的回报是租金。由于我国资源产权市场不完善，资源租金界定不清，租金、利润和税收混淆，租金的主体相对分散，因而资源租金存在上交比例不高的现象。国家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珍贵资源低价甚至无偿授予国有企业，却只收取了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
2. 资本要素。国有企业由政府出资，政府（全体社会成员）是资本要素的所有者，资本要素的回报是利润。政府在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征收上，范围较小、比例较低。早期国有企业发展艰难，零分红。直到2007年开始，中央企业才开始上缴利润，但上缴比例一直很低，并且上缴的利润中大多数又以财政支出的形式流回到企业内部，用于民生建设部分的比例很低（见表1）。各省政府也相应地对省属国有企业利润进行征收，征收比例和范围也都较小。
3. 劳动要素。国企职工是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劳动要素回报的主要形式是工资。由于国有企业内“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利润分配和工资发放都由内部控制人决定。在缺乏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内部控制人会忽视国家作为出资方的利益，更倾向于内部职工的利益。通过与职工“合谋”，减少向国家上缴的份额，而增加向劳动者分配的份额。因此，国有企业通过低价获得各种资源和贷款等优势形成的高额利润，更多地留存于企业内部，被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职工的工资福利。这使得国企职工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4. 税收。政府对国有企业以低于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25%）的优惠税率征收所得税，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间接补贴。据天则研究所统计，在2007 ~ 2009年间，国企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为10%，而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下图展示了国有企业利润来源及分配的整个流程。

因此，国有企业职工的高收入实际上是劳动要素报酬对资源和资本要素报酬的侵占，全体社会成员并没有享受或很少享受到作为国有企业资源和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回报。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职工高收入部分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岳希明、蔡萌（2015）利用Machado-Mata反事实分解方法，测算出国有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工资差距中不合理的比重占绝大部分，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而高收入不合理部分则与国有企业受政府支持力度大、分配扭曲紧密相关。由于国有企业在工资分配中占较大份额，国有企业职工高收入带来的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整体收入差距。
通过表2对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人均劳动者报酬普遍高于非国有工业企业，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国有企业高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地位、各种优惠补贴等，并不是“真”的利润，实际上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这会造成潜在的利润流失。
假设2：国有企业在高额利润分配上，劳动要素报酬偏高，资源和资本要素报酬偏低，这种分配状况可能会拉大收入差距。
三、国有企业的潜在利润损失:以工业行业为例
如果国有企业高利润对应着高效率，则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反之则会带来社会福利损失。本文借鉴韩朝华、周晓艳（2009）的测度方式，选取总资产利润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社会总资源利用效率。
表3列出了历年国有工业、三资工业和私营工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及其加权平均值，以及国有工业与另两个非国有工业的总资产比值。可以发现，在单位总资产的盈利上，国有工业最低，三资工业居中，私营工业最高。而在总资产的占用方面，国有工业占用量是三资工业的1.467倍，是私营工业的2.312倍。国有工业占用资产总量明显高于非国有工业，总资产利润率却明显低于非国有工业，这说明有一部分资产的回报率较低，这会造成潜在的利润流失。
可以假设，若将国有工业占用的资源投入到非国有工业中，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为了避免假设过于极端，本文仅设想大部分企业可以达到三资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水平。
假设三资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利润总额合计值为：
[Et=i=136(αitSit+βitFit)] （1）
式（1）中：t表示2003 ~ 2014年；i=1，2，…，36；αit表示t年i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平均总资产利润率；βit表示t年i行业中三资企业的平均总资产利润率；Sit表示t年i行业国有企业的总资产额；Fit表示t年i行业三资企业的总资产额。
假设所有行业中均为三资企业占多数，找出所有行业中国有企业总资产额大于三资企业总资产额的行业，互换两种企业的总资产额，计算出互换后工业的利润总额与实际利润总额之间的差距。假设有n个符合条件的行业（n<36），因此假想情况下的利润总额为：
 （2）
则潜在的利润损失额、利润损失比分别为：
Lt=Pt-Et （3）
It=Lt/Et （4）
表4列示了历年来国有工业的潜在利润损失。可以看出，若全部工业行业中由三资企业占用大多数资源，获得的利润总额显著高于实际获得的利润总额。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代表了由于国有工业低效率所带来的潜在利润损失。2003 ~ 2012年间，潜在的利润损失累计可达84280.94亿元，占实际利润总额的51.45%。因此，国有工业凭借垄断地位及资源资金优惠获得的高额利润并不是真正的利润。并且国有工业对资源的过度占有、低效使用，使得部分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此外，表4中国有工业低效率造成的潜损利润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3 ~ 2012年间潜损利润比由0.679降至0.334，这主要是由于国有工业的总资产份额在近些年来持续下降。从表3中也可以看出，2003 ~ 2012年间国有工业总资产与三资工业、私营工业总资产的比值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根据以上估算结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有工业的高利润并不是真正的利润，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会造成潜在的利润流失，不利于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与前面的假设1相符，并且降低国有工业的比重，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的盈利能力，进而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
四、国有企业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回归分析
前文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及分配，认为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低价资源要素、优惠信贷和政府补贴等，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在利润分配上，劳动要素报酬偏高，资源资本要素报酬偏低，使得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因而可能拉大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减少。本文将进一步运用具体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国有企业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 因变量：收入差距（gini）。本文使用2003 ~ 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由于各省基尼系数的测度比较困难，因此选取城乡收入比（gini1）和城乡消费比（gini2）作为替代变量进行考察。首先，选择各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各省短期居民收入差距的替代变量。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居民收入差距的75%，这也证明了这一指标的合理性。其次，选取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值作为长期居民收入差距的替代变量，根据消费行为的永久性假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受“暂时性收入”的影响较小，因此当前的消费水平差距可以反映永久的收入差距。
2. 自变量。国有企业分配扭曲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国有企业规模、信贷扭曲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综合考察这三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一个综合指标（soe）。预期其与收入差距正相关。
（1）国有企业规模（scal）。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与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由于对国有和非国有所有制的划分是根据资产所有者属性，并且利润、就业人数等指标不确定性较大，因此资产更能准确地反映国有企业的规模。国有企业规模反映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势力能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并且会对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造成扭曲，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此外，国有企业规模越大，也意味着用于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可能更多，国有企业应该上交而没有上交的资源租金可能更多，因而滞留于企业内的利润更多，进而会加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程度，因此预期其与收入差距正相关。
（2）信贷（资本要素）扭曲（kabd）。用工业企业财务费用中的应付利息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企业的信贷规模，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信贷规模与所有工业企业的信贷规模的比值表示资本要素的扭曲程度。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大量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贷款难问题，因而资本配置可能出现严重扭曲。再加上利率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影响员工的收入水平。所以预计该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预期其与收入差距正相关。
（3）劳动要素价格扭曲（labd）。用各省国有企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和所有在职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比值表示。国有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是工资总额与利润水平直接挂钩，由企业管理层自主决定。因此当利润上缴比例较低时，有更多的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分配给企业员工的收入和福利可能更多。这一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情况，利润上缴比例较低时，国有企业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也较大。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其获得较高的利润水平，并且利润上缴比例低，可能会使员工获得远高于非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进而扩大国企员工与非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所以本文预计该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
3.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控制了以下变量：①社会保障水平（ssl），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表示，社会保障处于社会再分配环节，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预计其与收入差距负相关；②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lab），用总人口增长率减去自然增长率得到的机械增长率表示，预计其与收入差距负相关；③对外开放水平（trade），用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占总产出的比重表示，预计其与收入差距负相关；④城市化率（city），用各省份非农业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重表示，预计其与收入差距负相关；⑤地区产业结构（stru）用各省份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出的比重表示，预计其与收入差距负相关；⑥人力资本水平（edu）用各省份人均受教育程度表示，预计其与收入差距负相关。
本文的数据涵盖了2003 ~ 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包括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下同），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EPS数据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工资水平是以国有单位为统计口径计算的，而国有单位中包括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因此本文将国有单位中含有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较多的行业予以剔除，再计算出国有企业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本文所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12。
（二）模型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为了验证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检验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此，构建以下模型：
giniit=αsoeit+γXit+μi+ξit （5）
giniit=αscalit+βkabdit+χlabdit+γXit+μi+ξit （6）
在上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μ表示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ξ表示随机误差项；因变量gini代表收入差距，分别用城乡收入比（gini1）和城乡消费比（gini2）表示；soe代表国有企业分配状况的综合变量，包含国有企业规模（scal）、信贷扭曲（kabd）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labd）三个指标；X表示影响收入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包括社会保障水平（ssl）、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lab）、对外开放水平（trade）、城市化率（city）、地区产业结构（stru）和人力资本水平（edu）。
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影响结果的有效性，分别采用LLC检验和ADF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除了对外开放水平（trade），其他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故将这个变量予以剔除。通过表5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各省份的收入差距和国有企业分配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从各变量的均值可以看出，平均水平下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国有企业规模也较大，国有企业劳动要素价格以及信贷（资本要素）均存在正向扭曲，即国有企业劳动要素价格偏高，国有企业信贷规模也高于平均信贷规模。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综合变量回归结果及分析。反映国有企业分配状况的综合变量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计量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比较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因变量时支持随机效应，城乡消费差距作为因变量时支持固定效应。
计量检验结果与理论假设基本一致。国有企业分配状况（soe）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α分别为0.0970、0.6863，说明国有企业凭借制度倾斜和政府扶持，并且在收入分配上倾向于体制内部职工，这种分配状况会拉大收入差距。通过模型（1）和模型（4）中soe系数大小的对比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分配扭曲对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说明改善国有企业分配状况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具有深远意义。在控制变量中，社会保障水平（ssl）和人力资本水平（edu）的回归系数均显比较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可知，回归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说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更有效。
计量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国有企业规模（scal）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会扩大收入差距，与理论预期一致。一方面，国有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倾斜于国有企业的各种分配制度发挥的作用越大，因而造成的不公平程度和收入差距就越大。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逐步退出了竞争程度较高的领域，并主要集中在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和延伸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因此国有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员虽然减少，但其垄断力量并未减弱甚至还增强了。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势力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并借助分配政策使超额利润转化为业内人员的收入，从而使收入差距更大。这表明我国政府应该继续提升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矫正国有经济比重对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产生的过大的扭曲效应，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因变量时，国有企业信贷扭曲（kabd）和国有企业劳动要素价格扭曲（lab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对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扭曲拉大了收入差距。其中，劳动要素扭曲对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0.693）大于企业信贷扭曲的回归系数（0.394），这表明当前国有企业对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所以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应该破除国有经济对高收入部门（如资源、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垄断，以降低国有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逐渐培育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对资本市场的扭曲效应也不容忽视。未来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该从国有企业着手，逐渐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贷款的隐性担保，使国有银行的贷款符合市场化原则，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资本市场要素的合理配置，缓解要素收入不均等问题，同时摆脱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动力引擎。
表7的第三、四列是采用收入差距的另外一个度量指标（城乡消费差距）所进行的检验，与前面的计量检验结果基本相似，并且后者自变量的系数更大，说明国有企业的分配扭曲对长期收入差距影响更大，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城乡消费水平比反映的是长期收入差距，与当期的工资收入水平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劳动要素价格扭曲（labd）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符合常理的。
本文计量检验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现有的研究及理论预期基本相符。其中，社会保障水平（ssl）、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lab）、地区产业结构（stru）和人力资本水平（edu)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前我国政府应该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着手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其他控制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研究均验证了前文的假设2，即国有企业分配扭曲会拉大收入差距，并且对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将占用全民资源获得的高额利润，绝大部分用于国有企业高管和普通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本应该全民共享的垄断利润却被少数人瓜分，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国有企业的垄断还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间接损害了其他劳动者的福利，因而降低了整体社会福利。因此，优化和监管国有企业分配结构（包括控制国有企业垄断势力、控制对国有企业信贷上的过度扶持和管控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提高利润上缴比例等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深远意义，并且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国有企业的社会福利效应，分别从国有企业低效率带来潜在利润流失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扭曲带来收入差距扩大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以工业行业为例，估算了2003 ~ 2012年国有工业低效率造成的潜在利润流失程度，反映出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对应的并不是高效率，而是依靠政府补贴、资源要素优惠、融资优惠等，国有企业占用的大部分资源处于低效率配置状态，这会带来潜在的社会福利损失。其次，基于2003 ~ 2013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分配扭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在政府的支持下，国有企业享有低价资源要素、优惠信贷和各种补贴，并依靠垄断势力，即使效率低下也能获得高额利润；由于国有企业在要素分配制度上的不完善，劳动要素报酬侵占了资源和资本要素报酬，将垄断租金和利润转化成企业内部收入，被少数人瓜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了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国有企业对社会福利呈现出负效应，对社会福利造成了损失。
（二）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为提升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适当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盈利能力较弱。因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上，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的资产盈利率。同时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以有效改善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从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2. 限制国有企业特权，适当控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国有企业应该发挥其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而不是破坏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国有企业享有很多特权，不仅能够获取高额利润，而且挤压了非国有经济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破坏了市场规则，不利于公平竞争。对于一些垄断行业，可以适当放松管制，引入非国有企业，提高行业竞争程度，以限制国有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
3. 监管和优化国有企业要素分配结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工资调控、高管薪酬管理，使劳动者报酬与其贡献度相匹配；严格区分租金、利润和税收，政府应该专门对资源要素收取租金并上缴财政，财政再通过减税的方式将这一部分租金变成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缩小收入差距。
4. 完善分红制度。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一直较低，并且利润上缴至财政的部分大多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回流至国有企业内部，用于民生建设上的比例甚低。因此，应该适当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将上缴的部分更多地投放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建设上，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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