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财会月刊(36期)
理论与探索
环境价值观、环境行为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  者
莫似影,张长江(副教授)

作者单位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 211816

摘  要

    【摘要】本文以环境行为、环境价值观和环境绩效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行为和环境价值观对环境绩效分别产生的影响,验证环境价值观是否在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中存在调节效应。通过自行构建的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行为、环境价值观和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基于2010 ~ 2014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行为表现越好,环境绩效就越高;环境价值观倾向度越高,环保投资强度越大;环境意识较强烈时,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明显。
【关键词】环境价值观;环境行为;环境绩效;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6-0013-6环境绩效是环境会计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对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包括环境绩效的概念定义、环境绩效的评价与计量、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问题,已有研究证明企业规模、企业盈利、企业性质、企业所在地、环境规制等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因素大多是不易改变的,即使知晓它们与环境绩效密切相关,也很难找到合理的办法来改善环境绩效。而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行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能极易对环境绩效产生影响。而且,同样作为环境会计学领域的重要概念,这两者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鲜有文献论证。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环境价值观能否有效提高环境绩效;第二,环境行为对改善环境绩效能否发挥显著作用;第三,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提高环境绩效的作用有何影响。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整理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名录,以其中能够搜索到准确变量信息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2010 ~ 2014年的环境行为、环境价值观和环境绩效进行考察,以期能找出三者间的关系。
一、提出假设
学术界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研究仅发现企业规模、企业盈利、企业性质、企业所在地、环境规制等会影响环境绩效,而忽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也会对企业绩效尤其是环境绩效产生影响。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曾德麟(2013)采用中国社科院2011年公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300强中前100强企业为原始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价值观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正相关。
贾晓慧等(2010)调查研究175家各行业企业,重点考察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管价值观对员工关系绩效和公众关系绩效没有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公众优先度间接影响公众关系绩效。高管价值观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企业的价值观。环境价值观是指公司及其员工在环境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公司在追求经营过程中推崇的环境基本信念和奉行的目标,一经确立并达成共识,将保持长期的稳定性。
笔者认为,正确的环境价值观能够规范公司领导者及员工的环境行为。领导者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标准,能够为环保技术研发、环保设施更新提供资金保证;而员工认真执行相关规章,就会降低污染物排放,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从而提高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公司环境价值观对其环境绩效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公司环境价值观对公司环保投资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H1b:公司环境价值观与公司单位收入综合能耗负相关。
H1c:公司环境价值观与公司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负相关。
评价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秦颖等(2004)选取大连地区金属制造业的五家公司为样本,以澳大利亚制造委员会(AMC)采用过的“企业好行为”模型对其环境行为与绩效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发现环境绩效和企业行为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重视环境问题有利于企业整体业绩的提升。李钢等(2015)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制定了钢铁行业环境管制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环境管制标准提升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环境绩效的影响。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公司环境行为能够促进环境绩效提升。本文的环境行为是指狭义的环境行为,即积极的环境行为。公司环境行为包括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开展环保教育培训、公开环境信息、遵守环境法规等,公司做出的环境行为越详细、全面,自然环保投资力度越大,能耗、污染物排放就会显著降低,进而改善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公司环境行为会改善其环境绩效。
H2a:公司环境行为对公司环保投资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公司环境行为与公司单位收入综合能耗负相关。
H2c:公司环境行为与公司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负相关。
龚文娟和雷俊(2007)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GSS中所得到的有关环境方面的资料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研究发现:在实际环境行为中,女性的环境行为比男性表现要好;而在抽象环境行为中,男性环境意识更强。
谭丽荣和刘志刚(2008)将山东省农村地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居民环境知识缺乏,对于环境污染会对人类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清晰的认识,环境意识薄弱。
孟庆峰等(2010)认为,企业成员尤其是企业领导人与管理层的环保意识、学习和认知过程、管理经验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笔者认为,公司积极的环境行为能够提高环境绩效,而环境行为的动机受到环境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正确的环境价值观能在转变公司行为动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并以此为目的引导管理层和员工的行为。
H3:公司环境价值观在环境行为与环境绩效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环境绩效评估,是环境主管部门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考核的一种手段,也是帮助管理者对组织的环境绩效进行决策的过程,同样也可以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其中,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关键环节,国内外学者和国际组织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itz Daryl(1998)认为应建立四个方面的环境绩效指标:原物料的使用、能源消耗、非产品的输出以及污染物排放。Johan Thoresen(1999)建议企业间环境绩效评估和管理应基于生命周期的观点,其指标应分为三类:产品生命周期绩效、操作绩效和环境状况。鞠芳辉等(2002)设计的企业环境绩效综合评价模型包括四个方面的指标:环境政策、环保行为、企业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唐建荣等(2006)构建了5大类15项指标,借助BP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国家标准化组织(ISO)与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BCSD)都已制定了国际环境绩效评价标准,前者为ISO 14031标准,后者为以生态效益为核心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
本文以环境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可持续发展报告、官方网站中的环境绩效信息进行量化,用EPI表示。借鉴ISO 14031标准将环境绩效指标分为管理绩效指标和作业绩效指标。管理绩效指标侧重于组织管理系统,本文将其划分为间接环境行为。以作业绩效指标为依据,本文将运用环保投资、能源与资源、污染物三大维度共七个指标评价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具体指标及定义见表1:

 

 

 

 

 

 

 

 

在随机抽取样本公司进行数据统计时我们发现,要精确收集水消耗量、废水排放量、COD排放量、尘排放量、固废排放量这些指标十分困难。因此,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将修正以上环境绩效变量定义表,仅以环保投资强度(EP1)、综合能耗(EP2)、污染物(SO2)排放量(EP3)来分别衡量环境绩效。
2.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环境行为,用EB表示。狭义的环境行为是指“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本文研究的环境行为即为积极的环境行为。国内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比较少,且实证研究所用数据大多为专业机构已公布的。截至目前,国内评价环境行为最权威的文件是原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发布的《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本文以此为依据将环境行为分为直接环境行为和间接环境行为两个维度,分别包括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排污费、“三同时”和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其他直接环保行为、环境管理体系、环保教育培训、行政处罚九个指标,以此来衡量我国企业的环境行为。具体指标及定义见表2:

 

 

 

 

 

 

 

 

 

 

 

 

 

 

3. 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环境价值观,用EV表示。Stern和Dietz(1999)提出了环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①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基于个体自身的利益关注环境问题,采取保护环境的行为是因为“我”不想呼吸到受污染的空气、饮用受污染的水等。②社会利他的价值观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关注和保护环境。③生态的价值观则是关注整个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强调人类不能破坏自然是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各种物种都有生存的权利,自然界也有自我的权利。至今,国内外学者鲜有专门就环境价值观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借鉴温素彬(2010)的方法,以公司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文化、发展战略五部分内容为载体来提取企业环境价值观元素,相关元素包括: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绿色低碳、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五项内容中若有一项涉及环保元素则赋值1,上限为10,下限为0。 
4. 控制变量。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公司性质、公司所在地、公司盈利、环境规制以及两职兼任作为控制变量。
(1)公司规模。Branco和Rodrigues(2008)验证了企业规模会影响公共可见度,而公共可见度大的企业更容易因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审查而更多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企业规模的变量选择上,李正(2006)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并将总资产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Patten(2002)对收入取对数处理之后来衡量企业规模;Hackston和Milne(1996)用公司市值、销售收入和总资产衡量企业规模。而本文用期末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
(2)公司性质。黄群慧等(2013)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因其特殊性质承担了更多的环境责任,产生更多的环境绩效。一方面,认真履行环境责任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如2007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鼓励中央企业在履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中做出表率。另一方面,独特的监督管理体系决定了国有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又与特定的企业文化关系密切。本文将公司性质作为虚拟变量,若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国有控股则取1,其他为0。
(3)公司所在地。通常认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环境绩效水平,在我国可能存在相同的趋势,即企业环境责任理念和实践往往在我国的发达地区推行得更快更好。杨小科(2015)研究发现,发达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比发展中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好。因此,本文将总部设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公司赋值1,其他为0。
(4)公司盈利。Varenova(2013)认为从理论上来看,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运用其影响力解决社会问题。公司盈利的度量方法种类繁多,Pava等(1996)总结了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包括市场利润、股价盈余、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等。沈洪涛(2007)在分析盈利性对于社会责任信息的影响时,曾采用当期盈余、上期盈余及两年平均盈余三个指标。陈雯(2011)指出,工业企业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本文采用Pava等(1996)的做法,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盈利。(5)两职兼任。公司治理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因素。一般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会正向影响企业经营的效率,使企业与投资方、顾客等各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林丽阳等(2013)以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高管薪酬等指标衡量公司治理情况。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选用两职兼任来衡量公司治理。
(6)财务风险。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的代理理论可知,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股东、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越大,代理成本越高,因此环境表现更好。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指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之间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公司的经营稳定,降低包括财务风险在内的公司风险。本文用期末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公司财务风险。
综上,各变量的详细定义如表3所示:

 

 

 

 

 

 

 


三、样本选择与模型构建
1. 样本选择。根据环保部201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我国重污染行业分为16类: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酿造、造纸、发酵、纺织和制革。本研究选取2010 ~ 2014年中国证券市场重污染行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无法获取报告全文的企业后,最终得到303家样本企业共计1214个观察值。样本企业的环境价值观数据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书以及公司官方网站等渠道手工收集获得,环境行为信息从三大报告和公司官网手工收集获得,环境绩效数据从企业年报、三大报告、企业网站手工收集,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企业年报、锐思数据库。本文采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 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构建两个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EPi=β0+β1EBi+β2SIZEi+β3CONTi+β4AREAi+
β5ROEi+β6DUALi+β7LEVi+λ (1)
EPi=β0+β1EBi+β2EBi×EVi+β3SIZEi+β4CONTi+
β5AREAi+β6ROEi+β7DUALi+β8LEVi+λ   (2)
四、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从表4可以看出,通过五种途径能够准确搜索到上市公司具体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数据的样本对象分别为40家、54家,占总量的13.20%和17.82%,且最小值与最大值差异很大,说明样本企业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总体情况不容乐观,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单位收入综合能耗最小的企业是光明乳业(600597),属于酿造行业,单位收入综合能耗最大的企业是国电电力(600795),来自火电行业。同样,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最小的企业是化工行业的中化国际(600500),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是火电行业的国电电力(600795),说明环境绩效表现可能与行业间的差异有关。
控制变量中公司盈利和财务风险的最小最大值差异比较大,可见企业经营情况差距颇大。另外,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标准差显著高于均值,说明离散系数相对较大,数据不太稳定,为保证研究顺利进行,将这两个维度剔除,仅用环保投资强度来代表环境绩效变量。虽然环境行为和环境价值观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很大,但均值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标准差都小于均值,可见303家样本公司的行为、价值观数据稳定,总体情况良好。

 

 

 

 

 

 

2. 相关性分析。为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关系,采用Pearson Correlation相关系数作为衡量标准,对样本企业的环境绩效、环境行为、环境价值观以及各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系数在0.6 ~ 0.8之间时表明有较强的关系,大于0.8时两变量有极强的关系。显著性采用双侧t检验,当P<1%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当P<5%时,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表5是本文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用投资环保强度来衡量的环境绩效与环境行为和环境价值观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都为正,说明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以初步验证H1、H1a、H2、H2a,且H3中环境价值观的调节效应也是存在的。控制变量中,财务风险与环境行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代理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相符,即财务杠杆越高,代理成本也越高。可见,公司要想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关系,就要表现出良好的环境行为。此外,公司规模与公司性质、财务风险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性质与公司所在地、财务风险在1%的水平上也显著正相关。

 

 

 

 

 

 

 

 

 

 

为验证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如表5所示,下文分别做环境绩效的另外两个维度,即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行为和环境价值观的相关性检验,见表6。

 

 


环境行为与环境绩效EP2综合能耗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环境价值观与综合能耗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这与表5结果基本相同,解释变量环境行为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环保投资强度,能显著降低综合能耗;调节变量和解释变量显著同方向变化,说明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有同向促进作用,间接证明环境价值观在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中有调节作用。同样,采用环境绩效EP3的检验结果也与前面保持一致,再次验证H2,也支持了H2b和H2c。
3. 多元回归分析。通过表7可知,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环保投资强度时,环境行为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行为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即环境行为会对公司环保投资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与H2a一致。为准确验证解释变量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再次检验,环境行为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值,说明公司环境行为与公司单位收入综合能耗、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负相关,支持了H2b、H2c。
模型(2)中以环保投资强度衡量被解释变量时,环境行为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与上文结果和假设不符;而环境行为与环境价值观交乘项的系数估计值为2.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两项系数值之和为正。由此说明,环境价值观显著强化了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支持了H3。同时,采用环境绩效的另外两个维度进行检验,模型(2)中环境行为的系数为负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良好的环境行为会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环境绩效为综合能耗时,环境行为与环境价值观的交乘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环境绩效为污染物排放量时,环境行为与环境价值观的交乘项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当环境绩效用后两个维度衡量时,环境价值观的正向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展开了分析。根据环境价值观水平将样本企业分为低分组和高分组,表4变量描述性统计中价值观均值是4.96700且中值为5,因此将价值观评分0 ~ 5分定义为低分组,将价值观评分6 ~ 8分定义为高分组。环境绩效仍用环保投资强度来衡量。
从表8可知,环境价值观低分组中模型(1)和模型(2)的环境行为系数、环境行为和环境价值观交乘项系数都不显著,甚至交乘项系数为负,说明当样本公司环境意识比较淡薄时,环境行为对环境绩效影响不明显,环境价值观也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在环境价值观高分组中,模型(1)环境行为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H1a相符;模型(2)中环境行为t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环境意识较强的前提下,样本公司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负相关,这可能与行业差异有关。火电、钢铁等行业对环境污染之严重,虽然样本公司已采取了行动,但是在当今科学技术和发展规模的前提下,环境绩效仍差强人意。环境行为与环境价值观交乘项系数为3.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的两个系数之和为正,说明环境价值观在高分组中对环境行为与环境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非常明显,这验证了H3。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1. 结论。本文以环境行为、环境价值观和环境绩效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行为和环境价值观对环境绩效分别产生的影响,验证环境价值观是否在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中存在调节效应。通过自行构建的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行为、环境价值观和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基于2010 ~ 2014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总体来说,环境行为表现越好,环境绩效就越高,具体体现在环保投资强度越大,单位收入综合能耗和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越低;②只有当环境绩效用环保投资强度来衡量时,环境价值观与环境绩效才显著正相关,即环境意识越强烈,环保投资强度越大;③环境意识较强烈时,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明显,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会促使良好的环境行为,进而带动环境绩效的提高。此外,在查找数据的过程中,本文发现能精确搜索到环境价值观、环境行为、环境绩效信息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少之又少,这从侧面反映出公司披露的能够被外部者所获取的环境相关信息数量太少、质量不高。
2. 建议。价值观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信念、理想、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人们的行为动机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所以小到公司内部员工和管理层,大到群众、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亟须端正环境态度,提高环境意识,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具体说来,公司内部应加大宣传力度,可以开展低碳环保教育讲座,设置专人专岗负责节能降耗减排的监测和控制,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政府环保部门可以提高在民间宣传环保知识的频率,推动绿色消费革命,尤其要提高重工业密集区域人群的低碳环保教育的次数;国家要制定新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推进水污染防治、土污染防治等相关法规的制定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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