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詹 雷（副教授），刘进进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武汉430073
【摘 要】
【摘要】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利用2009 ~ 2014年创业板企业披露的数据，从高管政治联系、创始人经历、公务员经历、学术背景四个方面梳理了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政治联系会显著减弱企业研发投资强度，高管创始人经历会显著加大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会减弱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经历；研发投资；两职分离；创业板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2-0109-6一、引言
关于公司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高管职业经历对所在公司投资政策影响的研究仅在近年来才得到重视。行为金融学认为，公司管理者是非理性的，公司决策会显著受到高管个人特征的影响。多个研究发现，高管的管理风格可以解释公司在投资、资本结构、薪酬和信息披露政策等方面的差异（Bertrand和Schoar，2002；Bamber等，2010；Grahamet等，2013），而除了年龄、出生地、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人口学特征之外，个人经历也是影响管理风格的重要因素（Graham和Narasimhan，2005；Malmendier和Tate，2005；Malmendier等，2011；Benmelech和Frydman，2015；Schoar和Zuo，2011；Dittmar和Duchin，2015）。本文主要考察高管职业经历中的政治联系、公务员经历、创始人经历、学术背景这四个方面，试图探讨其是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从而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方向。
中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机制不够完善，非正式制度如关系、权威等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而Allen等（2005）也认为正式的法律制度与金融机制很难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数据可知，在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企业自发的研发投资约占整个国家研发投资的75%、约占GDP的3%。相比之下，中国企业自发的研发投入比则非常低。此外，中国企业的研发投资还存在着严重依赖政府资金的现象。因此，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研究的视角延伸至“关系”维度，探讨高管职业经历中的政治联系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创始人直接在公司担任高管并决定企业的决策和战略方向，是创业板企业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据夏立军等（2012）的研究可知，创始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的比例超过80%。但已有文献的研究路径大多为：高管具有创始人这种职业经历，会使得其拥有更广阔的投资视野、更加注重长期回报，进而提高企业业绩（Cheng，2008；夏立军，2012）。而探讨其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的研究则极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中的创业板企业而言，高管具有创始人这种职业经历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工作经历方面，通过回顾已有文献发现，较多学者（文芳、胡玉明，2009；姜付秀等，2009）从高管的技术类和经济类工作性质的角度探讨其对研发投资的影响，考虑到个体的教育背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从事何种性质的工作，比如具有技术类教育背景的个体在就业时有可能选择技术类的工作，且大部分研究成果也表明高管的工作性质和教育背景（人口学特征）对研发投资的作用相同。这说明基于该视角下的研究边际贡献较小。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部分参考翁宵暐、许静静（2015）的做法，选择高管的公务员经历（在“下海”前曾任官员）和学术背景（曾任职于教育机构或研究所），进一步探讨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具有这些工作经历的高管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已有文献大多研究高管人口学特征比如年龄、性别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少有文献以高管的职业经历为研究重点。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整理并逐条分析有关高管职业经历的信息，探讨其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之间的关系。第二，目前研究多数将高管的公务员经历和担任人大、政协代表笼统地归类为高管的政治联系，而事实上二者有所区别。不同于担任人大、政协代表，公务员经历属于高管曾经的一种工作经历，两者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官员型高管的管理风格、偏好及个性特征。因此，本文将公务员经历从政治联系中剥离出来，分别考察政治联系（担任人大、政协代表）和公务员经历对于公司政策是否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可能有助于对广义的政治联系的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探析。同时，考虑到公务员经历属于公共部门工作经历中的一种，为使研究更加全面，本文将公共部门工作经历中的教育机构、研究所经历（定义为学术背景）也纳入研究，分别研究高管政治联系、公务员经历和学术背景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研发投资强度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途径（Solow，1956）。林毅夫（2006）也指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而且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来看，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研发投资。而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其研发投资强度越大，就越体现了其具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和较强的科技实力（杜兴强等，2012）。有学者认为，虽然随着外部经营状况的快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研发获得在动态环境下的持续经营能力，但是与其他类似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相比，研发投入的风险性较大且投资回报期更长（陈闯和刘天宇，2012）。
（二）政治联系
从高管的政治联系来看，有较多学者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投入，政府有较强的动机对该类高管进行干预，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刘慧龙等，2010）。因此，政治关联高管所在公司更多地受到政府行政权或控股权的干预，使得经营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Shleifer和Vishny，1998；邓建平和曾勇，2009）。Sapienza（2004）指出，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为了满足政治目标和私人利益，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非生产性支出，又由于企业资源有限，从而导致其创新投入较低。而在这些非生产性支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逯东等（2012）以2003 ~ 2009年所有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为研究对象，考察那些通过行政渠道选拔的高管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非生产性支出，忽视了对企业创新的投入，而且还产生了更高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
（三）创始人经历
从高管具有创始人经历的角度来看，Certo等（2001）发现，创始人高管比一般高管在组织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对公司有更强的心理归属感，更渴望成就一番事业，并且具有更加长远的投资眼光。此外，也有学者发现，创始人高管对企业发展和公司治理具有正向影响（Nelson，2003），从而使得企业具有更加稳定的业绩表现。这种正面作用可能来自于创始人高管更倾向于追求长期回报而非短期利益（夏立军，2012）。
（四）工作经历
从高管的工作经历来看，关于高管公务员经历和学术背景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极其匮乏。Barker和Mueller（2002）发现，无论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拥有技术类背景的高管比拥有会计、财务等经济类背景的高管更支持公司的研发投资。文芳、胡玉明（2009）也认为高管的技术职业经历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Hambrick和Mason（1984）等的观点。
综观本领域研究，大多数将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作为直接的理论基础。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首次提出高层梯队理论，他们认为，实际工作中的高管并非经济学上假设的“完全理性人”，其有限理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往往受到其认知能力、个人信念、价值观等心理特征因素的影响。然而，高管的这种心理层面的特质通常难以衡量，但心理特征因素是与个人背景特征紧密相连的（Daniel，2000），高管的职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认知能力、个人理念、价值观等，决定了其在管理工作中的偏好，进而影响高管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综上所述，本文将集中探讨高管职业经历中政治联系、创始人经历、公务员经历和学术背景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高管的政治联系能够使其建立更多的人际网络关系，积累社会网络资源。因此，政治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度，而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源，有助于企业获得物质、信息方面的帮助。具体而言，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层面的融资便利性（罗党论、甄丽明，2008）。但是，由于其中存在一定的“寻租”行为，从而使得企业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相应地会减少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同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高管行为会受到其心理特征因素的影响。而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使高管形成“不求立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特征，同时，企业的研发活动又具有风险高、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因此，高管的政治联系可能会减弱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1：
H1：高管政治联系会减弱企业研发投资强度。
创始人在公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构建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战略方向，塑造了企业文化（Nelson，2003），并为企业的持续性发展和生存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一方面从风险角度来看，高管创始人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其高风险偏好、自信甚至激进的性格特点的测度；另一方面从投资回报期来看，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收益滞后性，平均1美元的研发投入在7年后才会产生2美元利润的增加（Sougiannis，1994），这就迫使高管需要在短期收益与未来收益之间做出抉择。由于创始人高管更加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而非短期表现，因此，高管创始人经历可能会增强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2：
H2：高管创始人经历会增强企业研发投资强度。
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曾任职于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研究所等）的个体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Buurman等（2012）通过研究发现，公共部门的员工属于风险规避者，而且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因素之后结果仍不变。一方面，高管具有公务员或学术背景（均属于公共部门）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其厌恶风险的特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群体会影响个体特征（Halek和Eisenhauer，2001），公共部门的特殊组织文化也有可能使得个体成为风险厌恶者。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3、假设4：
H3：高管公务员经历会减弱企业研发投资强度。
H4：高管学术背景会减弱企业研发投资强度。
四、变量定义及模型设计
（一）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以研发投资强度（R&D）为被解释变量，参考赵武阳和陈超（2011）的做法，从财力投入维度予以考核，即采用研发投入与当年营业收入之比。
2. 解释变量。高管职业经历主要包含高管政治联系、创始人经历、公务员经历和学术背景。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夏立军等（2012）、杜兴强等（2012）均将高管的政治联系和公务员经历混为一谈，很少有文献通过手工整理将政治联系和公务员经历的数据分别提取出来，这样会使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即无法区分是政治联系还是公务员经历或者是两者共同对公司决策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手工整理数据，将两者区分开来。此外，考虑到公务员经历是公共部门工作经历中的一种，为了使研究更加全面，参考翁宵暐和许静静（2015）的做法，将同属于公共部门的教育机构、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即拥有学术背景）也纳入研究范围。而选择高管的创始人经历主要是考虑到创业板企业的高成长性、高创始人比例的特点。
本文数据来自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全部数据都以手工收集。若高管有该类职业经历，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参考已有文献来进行设定。在高管特征层面，本文选取年龄、性别等变量来衡量高管的人口学特征。在公司特征层面，选取如下控制变量：①财务杠杆（LEV）。Namet等（2003）通过实证检验，证实财务杠杆会显著限制研发投资支出。本文财务杠杆采用公司年末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②公司规模（SIZE）。王任飞（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会显著影响研发投资。本文公司规模采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同时，本文还控制了总资产收益率（ROA）、两职合一（DUAL）、行业（INDUSTRY）以及年度（YEAR）变量。
各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二）模型设计
参考文芳、胡明玉（2009）所采用的模型，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R&D=a0+a1CAREER+a2Controls+ε1
其中：R&D表示企业研发投资强度。CAREER表示高管的职业经历，检验H1时，用高管政治联系变量（PC）替换；检验H2时，用创始人经历变量（FOUNDER）替换；检验H3时，用公务员经历变量（CST）替换；检验H4时，用学术背景变量（ACADEMIC）替换。替换后形成Model（1） ~ （4）。
五、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所需的创业板企业2009 ~ 2014年的相关数据均是通过笔者从年报中手工搜集整理得到的。企业研发投入的数据来自企业披露的年报中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投入”项。高管职业经历数据来自于创业板企业年报中的高管简历，并通过网络查询、手工搜集等方法对信息加以完善。此外，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其他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本文在此基础上按照如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①删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观测值；②删除 ST、∗ST、暂停上市等股票处于非正常交易状态的上市公司观测值，由于其管理和财务数据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研究产生影响；③删除由于数据缺失导致检验无法进行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07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二）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观察表2可知：①从R&D的统计值来看，研发投入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值为7.06%，最小值为0.08%，最大值达到39.2%，标准差达6.50%，说明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即研发投资强度差异较大。②从高管职业经历来看，拥有创始人经历的高管达90.54%，符合创业板企业高创始人比例的特点。拥有政治联系和学术背景经历的高管分别占28.66%、29.04%。公务员经历占比最小，仅为9.74%。③从公司资产规模来看，SIZE的均值为20.7577，表明创业板企业的平均总资产规模为10.4亿元（e20.7577）。④从公司财务杠杆来看，LEV的均值为20.4%，最小值为2.14%，最大值达到65.96%，这说明创业板企业的负债率差异较大。
（三）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分析
表3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从表3可以看出：①高管政治联系与R&D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76。②高管公务员经历与R&D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③高管创始人经历与R&D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669。④高管学术背景与R&D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假设，即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职业经历的影响。⑤从控制变量来看，财务杠杆与R&D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少。
（四）回归结果分析
1.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表4为高管职业经历对公司R&D的回归结果。Model（5）同时考虑了4个解释变量。
表4中Model（1）的结果显示PC与R&D显著负相关且回归系数为-0.0143，H1得到验证，这说明高管政治联系经历会减弱企业的研发强度。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所在公司会受到更多政府行政权或控股权的干预，同时政治关联高管为了满足政治目标和私人利益往往会给企业造成较高的非生产性支出，从而减弱企业的研发强度；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会使高管形成“不求立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特征，而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高管政治关联经历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从Model（2）可以看出，高管创始人经历和R&D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185，H2得到验证，这说明高管创始人经历会显著增强企业的研发强度。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创始人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高管高风险偏好、自信甚至激进的性格特点，因此创始人经历使得高管更加倾向于进行较高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创始人高管更加注重长期投资，进而加大研发强度。从Model（3）、（4）可以看出，高管公务员经历、学术背景与R&D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没有出现预期的抑制效应，H3、H4在本文中并未得到验证。在Model（5）反映的综合结果中，回归结果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五个模型中财务杠杆都与R&D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越少，证实了负债不是研发投资的合适融资来源，同时研发投资创造的知识资产和无形资产、部分内嵌于人力资本，对所在企业而言具有专用性、长期性、高风险性及高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往往也使得这类企业杠杆较低。
2. 子样本回归结果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是通过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一系列合约联结起来的。代理问题主要体现为：在两职分离的情况下，董事长代表委托方， 是董事会、股东利益的代表；而总经理作为代理方，主要代表了经营者的利益。当两者产生冲突时，则会相应地产生代理成本及代理问题。但在两职分离的情况下，高管的经营行为会受到一定的监督，从而防止高层执行人员的权力过度膨胀，进而促使公司经营活动持续健康发展（谢劼，2006；吴淑琨，1998）。为了探究两职分离对高管职业经历与R&D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按照是否两职分离通过分组回归来做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对比（1）、（2）列发现，在两职合一的子样本中，政治联系的系数显著为负；在两职分离的子样本中，其系数不显著。这说明高管政治联系对R&D的负向影响主要来源于两职合一的子样本，即两职合一会增强政治联系对R&D的抑制作用。对比（3）、（4）列发现，高管创始人经历对R&D的正向作用也主要来源于两职合一的子样本，即两职合一会增强创始人经历对R&D的促进作用。此外，由（5） ~ （8）列可知，公务员经历和学术背景对R&D的作用机制在子样本的回归中仍未体现，同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综上，两职合一会部分增强高管职业经历对R&D的影响，而两职分离则会减弱这种作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两职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在该种情况下，公司监督机制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从而抑制高管个人特质比如其独特的职业经历等在企业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因此，两职分离会在一程度上减弱高管职业经历对R&D的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本文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①增加高管职业经历中的国外任职经历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高管政治联系会减弱研发强度，创始人经历则会增强研发投资强度。②增加高管教育经历如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BA、EMBA、海外教育背景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仍然不变。③除上文中提及的从财力投入维度衡量研发投资强度以外，增加基于人力投入维度对研发投资强度的考核。即以公司技术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之比作为研发投资强度的替代变量，发现研究结论与前述结果仍然没有显著差异。
六、结论与不足
本文选用2009~2014年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较全面地探讨了高管职业经历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政治联系与研发投资强度负相关，而高管创始人经历则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即具有创始人经历的高管更能承担研发投资的高创新风险，更倾向于进行长期投资，因此其格外重视对研发的资源配置。这些显著的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不变，说明研究结论稳健、可信度高。但基于本文的数据，高管公务员经历和学术背景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并不清晰，没有体现预期的抑制效应。此外，在分组回归中，两职分离会减弱高管职业经历对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这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权利的过度膨胀，减弱高管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的影响。在当今，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是企业的生存之道、立命之本，公司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在选拔高管等问题上要格外重视其职业经历，包括政治联系和创始人经历等。
本文的不足在于：根据高管个人简历，本文逐条分析了高管个人的经历，并手工整理出高管职业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的信息，并不能保证完全准确。虽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但结果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于以上不足，将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进一步完善检验数据的方法来增强结论的可信度。
主要参考文献：
Bamber L. S.， Jiang J.， Wang I. Y.．What"s my style？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rs on voluntary corporate financial disclosure［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4）．
Graham J. R.， Harvey C. R.，Puri M.．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corporate ac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
Malmendier U.， Tate G.．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6）．
Malmendier U.， Tate G. A.， Yan J.．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1（5）．
Benmelech E.， Frydman C.．Military CEO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
Allen F.， Qian J.， Qian M.．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1）．
夏立军，郭建展，陆铭．企业家的 “政由己出”——民营IPO公司创始人管理，市场环境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 2012（9）．
Cheng S.．Board size and the variabilit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1）．
文芳，胡玉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R&D投资［J］．管理评论，2009（11）．
姜付秀，伊志宏，苏飞，黄磊．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1）．
翁宵暐， 许静静．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职业经历与会计稳健性［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3）．
杜兴强，曾泉，杜颖洁．政治联系对中国上市公司的 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吗？［J］．投资研究，2012（5）．
陈闯，刘天宇．创始经理人、管理层股权分散度与研发决策［J］．金融研究，2012（7）．
刘慧龙，张敏，王亚平等．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10（9）．
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2009（98）．
万华林，陈信元．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J］．经济学（季刊），2010（2）．
逯东，林高，黄莉等．“官员型”高管、公司业绩和非生产性支出——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 2012（6）．
Certo S. T.， Covin J. G.， Daily C. M.， et al.．Wealth and the effects of founder management among IPO stage new ventur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6）．
Nelson T.．The persistence of founder influence：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a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8）．
Hambrick D. C.， Mason P. A.．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2）．
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J］．金融研究，2008（12）．
Sougiannis T.．The accounting based valuation of corporate R&D［J］．Accounting review，1994．
Buurman M.， Delfgaauw J.， Dur R.， et al.．Public sector employees: Risk averse and altruistic？［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2（3）．
赵武阳，陈超．研发披露、管理层动机与市场认同：来自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