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张复生（教授），马胜男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商学院，郑州450001
【摘 要】
【摘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其质量一直是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众多因素中，高管因素不可忽视。以高管背景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高管背景特征及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着显著影响。本文从高管背景特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制、影响后果等方面着手，对现有文献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高管背景特征；财务信息；信息披露质量；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27-0109-5一、引言
信息披露是解决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投资者提供帮助的基本制度安排。2016年5月，中国证监会提出将推进分行业信息披露体系建设，有关负责人指出，完善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体系建设不仅是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证监会实现转型的重要内容。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易被研究者考察到的显性因素，如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诸如高管认知基础、价值观、风险意识、经营理念、管理哲学等难以量化的隐性因素也被研究者逐渐发现。基于文献综述，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后果，试图揭示高管背景特征作用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制及理论框架。一方面希望学习经典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发掘以往研究中的缺憾和不足；另一方面希望能够为学者更加深入地研究此问题提供有益参考，为进一步研究寻找新的视野提供帮助。
二、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理论基础
1984年，Hambrick和 Mason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即“UE”）为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以“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简称“高管团队”）特征为切入点来研究其对企业战略选择、行为选择及公司绩效等方面的影响，为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是高管团队研究的基石——它不仅将研究领域从关注CEO、CFO等个人行为转移到关注整个高管团队，还引入了易于观察并相对稳定的人口特征变量，如年龄、学历、职业背景、工作背景等作为高管心理特征的替代变量，揭示了高管背景特征对高管行为抉择、公司治理、公司绩效等的作用机理。
在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时，作为决策主体的高管们出于种种动机会权衡披露给投资者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的数量、质量等，因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公司管理层发行债务、股票等融资决策，而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以减少公司的资本成本（Chi-Wen Jevons Lee，1987；Douglas W. Diamond et al.，1991；Paul M.Healy et al.，1993）。Paul M.Healy和Krishna G.Palepu（2001）指出，高管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公司绩效或公司治理情况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信息披露，并且在会计准则和审计环境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会权衡是否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更多的信息，即从上市公司行为主体——高管的角度来看，其决策行为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影响与联系。因此，有学者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将研究延伸至高管背景特征，并将被解释变量拓展到了信息披露质量领域，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三、高管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性研究的影响机制
1. 信息披露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方法。2007年实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且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应“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由此看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披露内容（包括财务信息及非财务信息）的质量，二是披露行为方式的质量，二者均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有直接关系。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一般有以下几种：信息披露数量、信息含量、盈余质量及自行建立的指标测量体系等。而国内关于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中，主要采用替代变量如财务重述等、权威机构颁布的信息披露等级评价体系或研究者编制的各自独立的评价指数等进行衡量。其中，国内学者最常用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王雄元等，2006；王斌等，2008；张振新，2011；王生年等，2015）。从2001年开始，深交所基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四个方面，结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与证券监管机构的工作配合情况等，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进行多维度考评，最终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水平分为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且信息披露等级与公司综合信息披露质量水平呈正向关系。
2. 高管团队的界定及测量指标。高管团队中成员的级别、数量等决定了研究中自变量数据的搜集范围、测量指标及测量的准确性，最终将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张平，2006）。2006年版《公司法》正式将董事会秘书列为高层管理人员，从法律意义上确认了其高管地位，且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秘书确实能够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周开国等，2011）。然而，自“高层梯队理论”提出至今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高管团队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国外的研究者们为获得易于测量、稳定可靠、具有说服力的数据，选择了不同的方法界定高管团队，如面向CEO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以管理者的头衔和所处管理层级进行界定等（Hambrick D.C.，1992；Wiersema M.F.，1992；Sutcliffe K.M.，1994；Boeker W.，1997）。在国内，学者们除了采用各类制度规范对高管团队的概念界定标准（如表1所示）、依据管理者的头衔和所处管理层级，还要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数据取得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以研究所需来灵活有效地界定高管团队范围。如姜付秀等（2009）、何威风等（2010）结合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层管理者信息来界定企业管理层范围。
目前，尽管学者们对高管团队的界定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定义的原则和本质是一致的，其基本出发点均为高管团队的成员应是企业的经营决策者、战略制定者以及执行者。
关于高管背景特征的测量指标，可分为同质性（抑或均值、平均数）和异质性两部分。最初，Hambrick和Mason提出的理论中只包含了年龄、职业技能、其他工作经历（工作经验）、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基础、财务状况等。随着研究的不断完善，高管性别、任期、团队规模等指标也被加入。在对高管背景具体特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年龄、任期、教育水平等（Bantel，1989；Fiersema，1992；Wiersema，1992）是常用的测量指标。高管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是指高管成员间背景特征的离散分布情况，如不同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以及职业背景等导致的不同认知观、价值观、洞察力等。其中，性别、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专业背景、职业背景等是主要的研究指标。目前在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指标体系，学者们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不同的测量指标。国内外关于高管团队范围界定的代表性定义及其测量指标，如表2所示。
3. 研究框架及影响机制。本文结合现有文献，在Hambrick & Mason高层梯队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延伸，提出了高管背景特征理论框架（如图2），试图揭示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制。这一作用机制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组织行为理论及高管梯队理论。组织行为理论揭示了组织中个人心理因素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高层梯队理论以个人的背景特征作为其心理特征的反映，体现其认知基础与价值观等。高管背景特征的差异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管的风险偏好、经营理念、管理哲学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其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到信息披露质量。二是内部控制理论。高管的风险意识、管理方法、经营理念等，会作用于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中，通过影响内部控制体系功能的发挥来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高管背景特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四、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后果
1. 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后果的实证支持。在高管背景特征中，年龄变量是影响高管们进行战略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Tihanyi et al.，2000）。一般而言，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对风险更为敏感，更倾向于风险较小的决策（Vroom，1971；Hambrick，1984）。随着国内监管力度的加大，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导致公司受罚的风险增大，年龄较大的管理者为了防范风险会规避这些行为进而达到高水平的信息披露质量。高管年龄越大，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何威风等，2010），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也越低（卢馨等，2015），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池国华等，2014）。
性别不同的高管在风险偏好、经营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且外部环境变化对二者的反馈也不同，这将导致其在决策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行为倾向，从而导致了信息披露质量水平的不同。研究表明，女性CFO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王霞，2011），且女性高管比例高的公司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也高（杨星，2013），发生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如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小（卢馨等，2015）。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观点，池国华等（2014）发现，男性董事长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这可能与女性高管在正确把握公司环境变化和对信息的分析处理方面并无明显优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女性领导力研究课题组，2006）有关。
学历代表了个人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知识积累程度及理性思维。学历越高，其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越强，在复杂的环境中能更好地分析处理信息，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在决策时倾向于规避风险，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Kimberly et al.，1981；Flood et al.，1997）。目前国内市场化相对充分，教育对经济效益及资本市场明显的正向作用得到肯定。佟爱琴等（2012）基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对比，发现高管学历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也显著正相关（池国华等，2014）。陈庆杰和余春宏（2006）发现，总经理的受教育程度与会计信息虚假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卢馨等（2015）发现，高管人员的学历与财务舞弊生的可能性及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程度均呈负相关关系。
高管任期代表了其对公司环境的熟悉程度、高管团队的磨合程度、决策过程的稳定性等。Fraser等（2006）发现高管任期越长，在决策时会越多地考虑客观及经验因素，不断修正自己的决策偏差，提升决策质量，避免冒险行为的发生。即任期的长短对高管是否规避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有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任期较短的高管为了实现短期利益，往往会采取激进的管理措施（Chen et al.，2010），反之，任期越长的高管越理性，越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Taylor，1975；Fraser et al.，2006；姜付秀等，2009）。池国华等（2014）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职时间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
对职业背景的研究，学者们一般从金融、会计或者其他经济管理类等方面着手。拥有与金融、会计或其他经济管理类相关的工作经历，会使高管对公司内部有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对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更加谨慎（Baker和Mueller，2002）。王怀明等（2009）发现，独立董事若由具有财务背景的大学教授担任，可以显著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同时，CFO的财务专长（CPA）不仅有助于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概率，而且有助于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频率（王霞，2011）。此外，具有金融、会计或者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高管，其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池国华，2014）。与之相反，与没有在事务所工作过的高管相比，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通常会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作证能力与应对审计能力（Tan和Jamal，2001；Lennox，2005；Basioudis，2007）。具有审计经历的高管会倾向于采用更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来替代应计盈余管理，这样可能会增加审计合谋风险，同时降低了公司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损害了审计独立性（蔡春等，2015）。
Jensen（1993）发现，小规模董事会能有效地对经理人的财务舞弊行为实施控制，而较大规模的董事会不仅效率低下、易被经理层控制，还会增加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Beasley，1996）。但是，Brush和Chaganti则认为董事会规模较大，提供的服务范围就会越大，从而能够降低企业财务失败的可能性。Klein（1999）和韦琳等（2011）发现外部董事比例低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舞弊。此外，研究表明，独立董事规模是识别财务舞弊的主要指标之一（陈国新，2007）。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经营者隐瞒信息的可能性就越低，信息披露质量就会越高，即独立董事比例与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Forker，1992；Chen和Charles，2000）。但在张振新等（2011）的研究中，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杨清香（2009）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呈“U”型关系。
2. 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后果的探讨。总体而言，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后果相当显著。年龄越大，高管对风险的感知越敏感，越会倾向于规避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在防范风险方面，通常认为女性高管的风险意识强于男性，进而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有相反观点认为，在对环境的把控和信息的分析上，女性并无明显优势，男性高管反而更能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此外，具有财务、金融、会计等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高管，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还能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但具有审计职业背景的除外，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会采用更隐蔽的手段来进行审计合谋，不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另外，有关教育背景和任期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一般认为高管的学历越高、任期越长，会计信息的虚假程度越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小、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而团队规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且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可见，不同的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明显不同，且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并未完全统一，未来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绩效、战略选择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但关于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还不全面，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多数实证研究样本一般都是以某个时段内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来进行研究，较少有文献如余国新等（2010）将行业细分，研究中小板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或是像王霞等（2011）研究发生财务重述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抑或像许宏等（2013）则通过配对分析将上市公司分为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未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两组来进行研究。对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大都是大样本数据，较少文献通过细分样本来进行深入研究，但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文化背景甚至于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都是有差异的。因此，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分类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与不足。首先，学者对高管团队的界定还没有完全统一，且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一致。如权小峰等（2010）研究CEO的权力强度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王霞等（2011）以CFO的背景特征为研究对象，周开国等（2011）研究了董事会秘书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王跃堂等（2008）、王怀明等（2009）重点分析了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作用等等，这必然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其次，大多数文献仅将高管单独分离开来研究，或是仅以高管团队整体来研究，并没有像池国华等（2014）那样，先单独研究不同高管的背景特征，再研究高管团队整体的背景特征，并说明了不同高管对信息披露影响的显著性不同，这样的对比研究可以使投资者们清晰地了解管理者中高管对信息披露影响的权重。最后，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多是从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导致信息披露低下的角度出发，而较少考虑信息披露过于谨慎所导致的信息披露异常现象，但是，上市公司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担心所披露的信息属于信息披露制度所禁止的信息，从而受到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相应的处罚，高管会采取过于谨慎的态度导致信息缩减效应（chilling effect）。因此，减小高管背景特征研究的差异性，全面考虑信息披露质量的异常情况，也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第三，变量的选取不够全面。一方面，多数文献都是从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背景、任期、团队规模等几个方面来选取替代变量，对高管的心理特征、社会资本等进行研究的较少。此外，这些单个变量共同作用在高管上所塑造的综合特征，如个人魅力、个人感召力等，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也较少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多是从变量的同质性方向入手，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但对高管背景特征异质性影响的研究仍在探索中，即高管特征变量在团队中的离散分布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还够不全面，而且在该研究方向上，实证结果并不统一，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未来可加强关于高管背景异质性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
第四，研究方法及实证研究数据获取的局限。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采用单变量的线性回归来分析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未来国内研究可以考虑在研究方法上深入挖掘，如利用实验研究方法来模拟高管团队权衡信息披露的过程，深入分析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整个动态过程的影响。此外，由于技术处理等限制，关于高管背景特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测量指标，研究者考虑得不够完备，获取的高管背景特征数据也不够充分。另外，研究者们获得高管背景特征的主要途径是上市公司年报，而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范围可能也不全面。上述局限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因此，未来有必要探索挖掘新的研究方法来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及准确性。
五、小结
高管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容易理解上市公司的信息违规披露行为以及上市公司高管进行信息违规披露的原因；另一方面探讨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设置合理的高管团队来降低信息违规披露的可能性，同时对我国相关监管部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目前看来，相关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如：提高研究样本代表性，分类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完备地研究高管的不同特征、不同高管的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更全面地考虑信息披露的异常现象；补充并完善替代变量的选取，加强对高管背景特征异质性的研究；探索更全面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提高结论的准确性等等。未来可从这些方面着手，来完善高管背景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理论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Douglas W．Diamond. Monitoring and reputation：The choice between bank loans and directly placed debt［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4）．
王雄元，管考磊．关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6（6）．
张振新，杜光文，王振山．监事会、董事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J］．财经问题研究，2011（10）．
王生年，尤明渊．管理层薪酬激励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4）．
王斌，梁欣欣．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深交所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2）．
Hambrick D. C.，Mason P. 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
Finkelstein S.，Hambrick D. C.．Top management 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
Fraser S.，Greene F. J.．The effects of exper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optimism and uncertainty［J］．Economica，2006（73）．
Don Knight，Craig L. Pearce，Ken G.Smith et al.．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group process，and strategic consensu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
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管理世界，2010（7）．
池国华，杨金，邹威．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4（11）．
姜付秀，尹志宏，苏飞，黄磊．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1）．
韦琳，徐立文，刘佳．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基于三角形理论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11（2）．
卢馨，李慧敏，陈烁辉．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6）．
许绍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9）．
陈君兰，谢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测度与评价［J］．证券市场导报，2013（3）．
杨清香，俞麟，陈娜．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