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财会月刊(21期)
改革与发展
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市场类型差异的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

作  者
李 晓

作者单位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管理学系,河南巩义451200

摘  要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并购商誉给予了认可。但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提升并无显著作用,表明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在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的协同增进;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的主要动因,表明现阶段无形资产构成中技术性无形资产比重偏低。由此可知,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开展创新活动,进而有效提升市场估值水平。
【关键词】创新;商誉;无形资产;企业价值;市场类型
【中图分类号】F27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21-0042-7

一、引言
新经济环境下,科技创新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资源结构。创造价值的资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还包括一切以知识或信息为内涵的、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以及超额利润的各种无形资源。
知识经济背景下,专业知识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已超过实物资产,其重要性已超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特定的专业知识是企业所独有的、难以被对手模仿的隐性资源,表现为创新力、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品牌和顾客认知度等,会计学上称之为商誉。而并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必须正确面对。并购实务中,并购方由于可以清晰预见并购行为的协同效应,将其出价超过取得的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商誉。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包括管理、经营和财务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可以为公司带来长期发展优势和超额获利能力。
我国还有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没有将无形资产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在财务报表中对无形资产的描述过于简单,甚至个别企业将无形资产视为操控利润的手段。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意识到在知识经济大环境下,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把握会计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对外披露无形资产,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基于以上现实考虑,本文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为企业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过程中、优化整合资源以实现协同效应、提升无形资产投资回报效率等现实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美国会计学家纽曼·奥尔森和乔治·卡图尔特将商誉的构成要素分为:融洽的劳资关系、良好的声誉、卓越的团队、有效的业务宣传、秘密的技术诀窍、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资源发掘水平、良好的纳税关系等。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剔除;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从定量角度界定商誉,即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购买方支付的合并成本大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
商誉作为一项剩余价值,被广泛认为是未来期间超额收益能力的折现价值。冯卫东、郑海英(2013)分析了企业并购商誉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并购商誉的初始与后续计量、商誉价值估值机制以及反映并购商誉权属的财务报告,以期增强会计信息相关性,并全面反映企业价值,进而服务于企业经济决策。
闫晓平(2014)通过评价学术界存在争议的自创商誉估价方法,认为运用超额收益法得出的商誉估值在理论上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人们对商誉本质的公认观点是“超额收益观”,商誉的确认在企业并购中是“超额收益观”的具体体现,抑或是企业为扩大控制权而做出的让步。
申香华(2014)研究发现,营业利润、超额营业利润、总资产报酬率、超额总资产报酬率均与企业商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商誉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对拥有商誉的企业而言,商誉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所产生的超额收益越多,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实现协同效应的同时可以提高收益水平。
赵燕、冯巧根(2014)研究发现,拥有金融资产和外购商誉的企业分红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在传统价值理念制约下拥有金融资产的企业分红行为表现较差。
汪金祥、廖慧艳和吴世农(2014)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提升品牌商誉以及加大研发投入可以提升竞争优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为投资者带来股权投资超额回报,在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当新技术或商誉运用于生产过程,一般的人类劳动就凝结在产品中,从而表现为价值。协同效应又称增效作用,是并购后预期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超过并购各方独立运营时预期净现金流量之和的差额,通常被表述为“1+1>2”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合并商誉的存在,明显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即商誉净额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利用和控制有形、无形资产以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并获取超额利润。有形或无形资产作为潜在的战略资产,其价值在金融市场上决定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估值水平。
张昭俊、谭霞和武依林(2011)认为,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无形资产的数量和状况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水平国际化与高水平创新活动密切相关,而高水平创新则需要通过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加以保护。冯仁涛、张庆和余翔(2013)考察了影响医药企业商标数量及商标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医药企业特有的营销或商标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所拥有的商标数量。
苏治、魏紫(2013)从证券分析师视角出发,分析了无形资产资本化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盈余预测误差、盈余预测分散性均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若无形资产在企业总价值中占比较高,以上负相关关系将更为显著。
李莉、曲晓辉和肖虹(2013)研究发现,形成当年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具有真实信号传递功能,能够促进经营业绩增长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形成年末开发支出的研发支出则显现出盈余管理效应,其实质仅为名义上的研发资产,与操控性应计水平显著正相关,明显削弱了企业盈余质量。
当前,依赖于有形资产投资以追求规模效应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胡川、戴浩(2014)从无形资产驱动视角,提出以无形资产为驱动要素的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更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与对核心竞争力的保持。
王娟、张世举(2014)依据技术创新理论和信息披露实践,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后发现:在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信息披露状况有较大改善,但依然存在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重形式轻实质等问题。
陈金勇、汤湘希和孙艺铭(2014)以Hamel与Prahalad的核心能力理论为基础,基于核心竞争力视角,构建了一系列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核心指标,为企业财务报告实现对无形资产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了可行路径。
随着我国低成本无差异化竞争的逐渐弱化,以及资源优势的不断削弱,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将主导未来的经济发展。向显湖、刘天(2014)从财务与战略相融合的视角分析了无形资产的规划和管理,构建了无形资产财务战略体系整体框架,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苑泽明、金宇和王天培(2015)基于技术创新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为经营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企业在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证据,并为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进行预测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陈享光、李克歌(2015)从生产条件和社会总产品分配两个维度研究了无形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出现较高水平分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价值增进型无形资产的无序市场化、流动性无形资产的无序资本化和价格增进型无形资产的无序商品化。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规避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实现要素回报的不断递增。强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探寻发展的内生动力,该动力即为对技术的不断创新。各种不同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组合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所提供的知识、程序、文化等要素均具有战略重要性,可以为企业带来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持续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鉴于无形资产的战略重要性,提升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可明显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即无形资产比率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样本选取。本文选取2012 ~ 2014年度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CSMAR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对研究样本做出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企业;②剔除ST、∗ST、SST的样本企业;③剔除财务指标数据缺失以及不完整的样本企业。最后共得到720家样本企业,采用计量统计软件Eviews 6.0进行回归分析。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以托宾Q 值(TQ)作为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指标。从理论上讲,企业市场价值是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值,是在供求平衡条件下均衡的市场价值,其数值等于企业市场价值与总资产之比。当TQ大于1 时,意味着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能力与潜力评价较高。当TQ小于1 时,意味着投资者对企业发展潜力评价不高,不愿意持有该企业股票,企业的发展前景与潜力未能向市场传递出积极讯号。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商誉比率(GDW)、无形资产比率(ITAR)变量,分别用于衡量合并商誉与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其中商誉比率为商誉净额与资产总计的比率,商誉是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价值,商誉净额为商誉与商誉减值准备的差额。无形资产比率为无形资产净额与资产总计的比率,无形资产净额为企业各项无形资产的原价扣除摊销和减值准备后的净额。无形资产包括企业拥有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同时,还包括市场类型(Markettype)、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以及无形资产比率与市场类型交乘项(ITAR×Markettype)等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综合杠杆(DTL)、资产总计(ASSET)等变量。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是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指标,用以评价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即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数额。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对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投入产出水平越好,在增加收入和节约支出等方面有良好的绩效。综合杠杆(DTL)可以控制企业债务结构对其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综合杠杆会影响到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侵略性,如果拥有较多的负债,将会促使企业缩小投资规模。同时,由于企业规模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垄断力量以及不同的议价能力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将资产总计(ASSET)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企业规模对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同时还包括以下控制变量:有形资产比率(TAR)、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
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3. 模型构建。为检验前文假设的合理性,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并对参数进行OLS 法估计,分别用于检验假设1和假设2:
模型1:TQit=α0+α1GDWit+α2+                   +
α3                              +α4EGRit+α5ROAit+α6TARit+
α7DTLit+α8ASSETit+α9AUDITTYPit+ε
模型2: TQit=β0+β1ITARit+β2                 
+β3                                                            +β4EGRit+β5ROAit+β6TARit+
β7DTLit+β8ASSETit+β9AUDITTYPit+ε
四、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企业各市场类型统计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中上海A股企业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42.08%,深圳A股样本企业占比48.89%,创业板企业在总样本企业中占比偏低,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9.03%。可见,不同市场类型企业在总样本企业中的占比存在较大差异。
表3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控制变量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标准差为0.697421;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最大值为0.493925,最小值表现为亏损状态;有形资产比率(TAR)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不足40%;综合杠杆标准差值达到15.43603;表征企业规模的变量资产总计(ASSET)标准差值为1.304126;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最小值为0,表明审计师针对以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即企业财务报告是否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以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上结果为本文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表3可以看出,托宾Q值(TQ)均值为1.675658,最大值达31.94132,最小值仅为0.090869,标准差为1.681209,表明不同市场类型下企业市场估值差异程度较大。在解释变量中,商誉比率(GDW)最大值已超过57.78%,最小值为0;无形资产比率(ITAR)最大值达到60.36%,最小值为0。
五、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系数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中的商誉比率(GDW)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市场类型(Markettype)、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回归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1未得到验证。
以上回归结果意味着当商誉运用于产品生产过程,它所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就凝结在商品中,从而表现为价值。该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誉与企业估价呈正相关关系,即商誉所占比率越高,则企业的市场价值也越高,投资者对于并购商誉给予了积极响应,并购商誉获得了资本市场认可。但是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并无显著提升作用,这也揭示了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需要在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同增进,才能真正发挥出增效效应,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需要加强协作融合。
模型2中无形资产比率(ITAR)在三个会计年度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市场类型(Markettype)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无形资产比率与市场类型交乘项(ITAR×Markettype)在2012年和2013年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但是2014年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2未得到验证。
可见,从总体上来看,现阶段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水平的主要动因,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全部无形资产中所占比重偏低,无形资产的“含金量”不够高。同时揭示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构成和组成比重:各类使用权特别是土地使用权的比重偏高,而技术性无形资产(如专利、专有技术等)的比重偏低。与此不同的是,创业板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其在研发实力上更胜一筹,无形资产是其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实物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这三者反过来单独或共同作用又形成了无形资产并创造出价值,进而提升企业市场估值水平。2009年我国开始在证券市场中设立创业板块,目的在于对拥有创新观念以及高新技术的企业给予关注和资金投入,优化拥有较多无形资产的企业的资源配置,这对于向投资者传递信号并降低融资成本具有积极意义。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回归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市场中,提升企业的ROA,都将向市场传递积极讯号,在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水平。有形资产比率(TAR)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负值,其中在模型2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资产总计(ASSET)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对提升企业估值水平而言,单一追逐量的扩张即有形资产投资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为企业价值水平提升的障碍。企业应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投入效率以保持和提升竞争地位。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回归系数在两大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师在执行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审计监督职能,防止企业过高估计其市场价值,以确保企业能够遵守谨慎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同时,这一结果亦表明本文的分析及分析结果的可信赖程度较高。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和综合杠杆(DTL)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六、稳健性检验
为深入考察基于市场类型差异的商誉比率、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1中用个股回报率(EARN,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代替托宾Q值重新进行回归;考虑到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用开发支出比率(R&D,开发过程中资本化后但还没有结转为无形资产的部分/总资产)代替无形资产比率(ITAR),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商誉比率(GDW)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控制变量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回归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表明商誉在总体上为投资回报的积极促进因素,但商誉对投资回报的增效作用需依赖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作融合,才可以真正发挥增效效应。控制变量中除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以外,其余变量回归系数并无明显变化。
在模型2中,对比表4的分析结果,开发支出比率(R&D)回归系数在上海A股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均呈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表明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开展创新活动,解决无形资产“含金量”不高之瓶颈问题,使无形资产真正成为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实物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进而有效提升企业市场估值水平。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4基本保持一致,从而验证了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从表4与表5可以看出,多元回归分析结果F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模型拟合优度(修正R2)最高为30.42%,统计量DW_STAT值保持在略低于2左右,表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一次相关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研究结论可靠程度的影响,依据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考察多重共线性问题。依照计算结果,两个模型各解释变量(VIF)均值分别为1.1952和1.5582,并非远大于1,表明各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验证了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七、结论及建议
1. 结论。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了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试图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商誉总体上与企业估值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投资者对于并购商誉给予了积极响应,资本市场对并购商誉给予了认可。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提升并无显著作用,表明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在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同增进,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需要加强协作融合。同时,现阶段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估值水平的主要动因,表明企业无形资产构成中技术性无形资产比重偏低。无形资产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三者单独或共同作用形成了无形资产,进而创造了价值。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活动来有效提升市场估值水平。
2. 建议。笔者认为,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应立足于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经营者与所有者创新收益契合,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进而实现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的统一,规避创新效率损失。在考虑经营者创新收益期限的基础上,建立股权激励创新考核机制,制定股权限售期限和行权条件,使股权成为创新考核结果的激励举措而不仅仅是对经营者进行的福利分配。
监管部门应鼓励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具备条件时实施并购,通过优化整合以实现资源协同效应,获取更多超额收益。应将商誉的未来超额获利能力作为积极信号,以使资本市场可以对企业并购及商誉确认事项给予客观评价,促进企业走出深层次的内涵发展道路,进而有效提升其市场估值水平。
近年来,企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有形资产投资边际回报呈现明显递减趋势,加之为解决产能过剩及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等诸多问题,产业升级已成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关键举措。而产业升级又必然要求以创新为导向,创新过程又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投资来实现。因此企业运营管理工作不仅要关注无形资产,更要从战略视角规划和管理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纳入企业财务战略体系,制定无形资产财务战略。与此同时,企业需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实施产品差异化,提高研发投资效率,保持竞争优势,确保提升其市场估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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