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唐 鑫，陈永丽

【作者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30

【摘　　要】

【摘要】 本文以我国沪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2010 ~ 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财税补贴与社会责任履行总体呈正相关关系，且财税补贴在发放当期产生的作用最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性质也会对财税补贴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此外，在财税补贴中，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 财税补贴；政府补助；税收返还；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3-0050-5近年来，在国家对农业产业的大力支持下，农业上市公司获得了可观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国家期望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进行补贴，打造出一批龙头企业，使这些企业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和改善农民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农业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因此，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进行财税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还具备一定的社会性效果。然而，在有关对农业上市公司财税补贴的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财税补贴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较少有人关注财税补贴所产生的社会性效果。国家进行财税补贴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同时，能否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国家施行财税补贴政策的深层次目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我国沪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2010 ~ 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农业上市公司财税补贴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财税补贴所产生的社会性效果有一定研究，他们主要关注财税补贴与就业、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Jenkin et al.（2006）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对科技类企业的补贴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所在地的就业，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Koski et al.（2012）在原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重点研究了芬兰政府的补贴资金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吸收劳动力所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税补贴能创造就业机会，大幅提高当地的就业率。但Harris（1991）在对爱尔兰提供财税补贴的效果进行研究后发现，政府进行财税补贴并不能提高当地的就业率。Sourafel（2000）研究发现，财税补贴对企业研发新技术具有促进作用。Bergstrom（2000）从财税补贴与企业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以后发现，政府提供的财税补贴并未显著提高制造业的产出水平。Wren和Waterson（1991）通过研究得出：发达国家在选择财政补贴对象时，更倾向于那些能解决大量就业问题的企业或者工程。Glibert和Rocaboy（2004）的研究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政府不完全清楚被补贴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财税补贴效果不能达到最大化。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财税补贴社会性效果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
相较于西方学者，国内学者对于财税补贴与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也较为贴近我国的实际情况。申香华（2010）以河南及江苏两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财税补贴与企业社会绩效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唐清泉、罗党论（2009）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余明桂、回雅甫等（2010）考察了政治关联对财税补贴作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税补贴在没有政企关联的企业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杨其静、杨继东（2010）从企业员工的福利薪酬角度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员工工资的影响是明显的，可以较大幅度改变员工的薪酬水平。肖锦生（2013）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提供的研发方面的财税补贴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并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果（2014）研究发现，财政补贴能够进企业提高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水平，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财政补贴仅在企业研发创新的前期发挥促进作用。缴益林（2013）研究了财政补贴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后发现，财政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但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财政补贴的增长幅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业上市公司在农业产业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大力扶持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政府也试图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进行补贴，促进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发展。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研究发现，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社会资源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由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存在，社会福利水平有所降低。他指出，政府干预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政府通过向产生外部不经济的生产者征税、向产生外部经济的生产者发放补贴来调节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学中，将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的部分称为外溢正效益，社会效益小于私人效益的部分称为外溢负效益；将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称为外溢成本。其中，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是从社会角度计算的产品效益和成本，私人成本和私人效益是从企业角度计算的产品成本和效益。政府期望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提供财税补贴发挥其外溢正效应，显著地提高社会投资总额，使当地的社会经济总量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提高（洪银兴、曹勇，1996）。
另据相关统计发现，浙江省1998 ~ 2001年各级地方财政共安排各类贴息资金35.6亿元，其中2亿元的技改资金最终引导相关企业完成此类投资548亿元。对浙江丽水这类欠发达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4年的财政贴息与财政贴息所拉动的企业技改资金总额各自增加了5.1倍和2.25倍。以上数据说明，我国一些地区的财税补贴能够产生外溢效应，并带动相关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政府财税补贴越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
国有控股企业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在政府的控制下，国有企业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资本，建立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实现充分就业等。此外，当政府在某一领域失位时，国有企业还能很好地扮演政府替代者这一角色。本文认为，财税补贴的外溢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这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干预成本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与政府联系较为紧密，政府便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而非国有企业的产权与政府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政府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干预，非国有企业可能更多考虑自身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经营的市场化。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干预成本必然小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干预成本。政府在向国有企业提供财税补贴时，可以同时参与决定财税补贴的使用方式与使用领域，从而更好地完成此次财税补贴的政策性目标，这使得财税补贴在国有企业中能发挥更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着国有企业的股权和管理者任命权，并可以决定管理者的政治晋升，因此政府有能力决定企业行为。在政府的主导下，国有企业并非单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而是具有多重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代替政府在某一领域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
政府期望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提供财税补贴，来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并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国有企业进行财税补贴能够提高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国有企业由于性质特殊，将相应地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本身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较少，政府对其提供财税补贴并不一定能够相应地促进其多履行社会责任。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可能在政府财税补贴的激励下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财税补贴的社会性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显得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客观反映财税补贴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本文以农业上市公司2010 ~ 2014年数据为样本，剔除了极端值、变量数值缺失、异常值以及ST类上市公司，其中财税补贴中的政府补助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递延收益数据来自各企业年报，手工整理后得到2010 ~ 2014年的66家农业上市公司，共330个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二）变量定义
本文实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解释变量包括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其他控制变量详见表1。

各指标权重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股权=股本+资本公积
股东利益=股利
债务=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应付债权
债权人利益=财务费用
员工利益=本期为员工支付的现金+期末应付工资和福利-期初应付工资和福利
客户利益=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供应商利益=本期支付的商品和劳务现金+（期末应付商品和劳务价款-期初应付商品和劳务价款）+（期初预付商品和劳务价款-期末预付商品和劳务价款）
政府利益=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
主体权益=资产-股权-债务 
股东权重=股权/资产+主体权益/资产×股东利益/（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客户利益+供应商利益+员工利益+政府利益）
债权人权重=债务/资产+主体权益/资产×债权人利益/（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客户利益+供应商利益+员工利益+政府利益）
其他利益相关者权重=主体权益/资产×债权人利益/（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客户利益+供应商利益+员工利益+政府利益）
本文将选取的6大类8项利益相关者指标按降序分等级。每一项指标有330个观测值，将它们分为优、良、中、较差、差五个等级，对“优”赋值1分，“良”赋值0.8分，“中”赋值0.6分，以此类推，将其作为基本分a。调节分由以下公式算出：
  （1）  
其中，xj表示的第j个指标的实际值。
指标最终得分为：
aj=a+bj （2）  
满分为2分，每个农业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责任综合指标总得分就是6大类8项利益相关者指标的加权平均数，即：
Csr=∑wj×aj （3）  
2. 模型设计。为了研究财税补贴与企业承担社会义务的相关关系，本文建立了如下模型：
模型一：Csr=α0+α1Sub+α2Size+α3Lev+α4Roa+α5Jr+α6Ind+α7Major+α8Time+α9State+ε （4）  
模型二：Csr=β0+β1Tax+β2Size+β3Lev+β4Roa+β5Jr+β6Ind+β7Major+β8Time+β9State+ε （5）  
Sub为企业本年度获得的政府补助，Tax为企业本年获得的税收返还。具体度量方式如下：政府补助取财务报告中与政府补助有关的营业外收入与递延收益年末与年初的差额，税收返还为增值税、所得税及其他有关税收返还。
另外，由相关研究成果可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还受企业自身治理结构及经营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对相关因素进行了控制：①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企业性质（State），定义为国企或非国企；③资本结构（Lev），定义为企业当年总负债额与总资产的比重；④总资产收益率（Roa），定义为当年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重；⑤企业当年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主要包括独立董事所占比重（Ind）和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Jr），一年内董事会召开次数（Time），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Major）。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利用SPSS2.0统计软件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从纵向对比来看，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平均值变化幅度不大，维持在0.16左右，标准差也保持在一个较小的稳定值0.015，说明政府对国有企业普遍实行补贴的方式。而非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在2010 ~ 2014年之间由0.15逐年增长到0.16，且方差较稳定，说明政府在普遍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税收返还均总体呈下降趋势，且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差额、方差普遍较大，说明政府在降低税收返还总额度，同时加强对一些重点企业的税收支持。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来看，国有企业的得分普遍呈上升趋势，且在2014年上升到0.73，非国有企业2014年得分下降到0.71，说明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而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在下降。横向对比来看，我国前几年更注重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有0.01左右的差距，但近几年非国有企业得到的政府补助大幅增加，已有超过国有企业的趋势。2010年 ~ 2014年非国有企业税收返还的均值最高为0.48，国有企业税收返还的均值则从0.385降至0.243，说明国家更注重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补贴。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得分方面，2010年非国有企业达到0.83，国有企业只有0.722，但两者差距在不断缩小， 2014年国有企业的得分已经超过非国有企业。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4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研究表明，财税补贴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即假设1得到验证。由表4还可以看出，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312，T值为2.677），显示政府直接以补助的方式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义务是具有可靠依据的，即在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下，企业愿意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结果支持了假设1。
在税收返还方面，税收返还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36，T值为8.335），这意味着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税收返还越多，上市公司愿意履行的社会责任也越多，同样支持了假设1。从各自的相关系数来看，政府补助的系数比税收返还的系数大，说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更大，政府加强对企业直接的补助更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由唐清泉、罗党论（2007）的研究可知，控股股东的性质会影响财税补贴的效果，财税补贴更易激励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潘越、戴亦一（2009）等学者的研究也认为，企业性质影响着财税补贴的效果。可见，产权性质可能影响财税补贴的作用效果。为了检验在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中财税补贴社会性效果的具体表现，本文将样本进一步按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具体结果如下页表5所示。
在政府补助方面，政府补助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只在国有企业中得到了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在国有样本中，政府补助与社会责任间相关系数为0.856，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政府职能在某些领域未得到充分发挥时，国有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税收返还与社会责任履行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返还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系数的大小来看，税收返还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说明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持有更积极的态度。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支持后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比非国有企业更加积极，财税补贴的社会性效果受到控股股东性质的影响，在不同性质股东的控股下，财税补贴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假设2完全得到验证。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对农业企业提供财税补贴已成为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的一种激励措施，其在激励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目前学者们对财税补贴有效性的看法褒贬不一。因此，本文以2010 ~ 2014年中国沪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财税补贴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补助对农业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业上市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同时政府补助的社会性效果仅存在于国有企业，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这种补贴机制是失效的。第二，税收返还与农业上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呈同方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企业获得税收返还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效益，我们可以认为政府所给予的税收补贴是有效率的，也是理性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返还的社会性效果在国有与非国有农业上市公司中均存在，但这种效果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财税补贴，以促进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提供补贴前，政府有必要深入了解企业情况，使财税补贴适应我国经济转型的新要求。对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政府应当坚决减少甚至停止补贴，将资源给予能够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企业，使财税补贴的有效性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仅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促进作用，而税收返还对两类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当明确产权性质对财税补贴效果的影响，并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性补贴方案，从而使财税补贴的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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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