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陈 红（教授），刘丁荧，张华玉，黎 锐

【作者单位】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昆明 650221）

【摘　　要】

     【摘要】本文从期间费用的角度出发，以“三公费用”为切入点，探究“八项规定”对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八项规定”的实施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具体而言，“八项规定”实施后，企业的“三公费用”显著减少，管理费用亦呈现下降趋势。然而，进一步细分发现在业务招待费用下降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剩余管理费用与业务招待费用之间的倍数逐年升高，这表明“八项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在短期内存在盲区。
【关键词】八项规定；管理费用；在职消费一、引言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的出台和实施在群众和媒体之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相关的报道最初侧重于“八项规定”对高档消费行业业绩的影响，规定实施后，诸如五星级酒店、高档餐饮业等行业业绩下滑，最后这些行业转向平民市场，逐渐回归服务业本质。今年两会期间，从会议餐饮到代表委员的衣着穿戴、秘书、随从等各个方面的细节，处处可见“八项规定”对人们作风和观念的改变，处处体现崇尚俭朴的会风和“八项规定”给两会带来的新气象。最近，民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八项规定”实施的结果，据媒体报道，执行“八项规定”而节约的资金主要用于民生工程、省市的重点中心工作支出等，真正实现了惠及民生的初衷。生了怎样的变化？“八项规定”所涉及的经费项目，最主要的是“三公费用”，即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次是会议费、各类活动支出、日常办公费用等，涉及费用明细包括：办公费、差旅费、通讯费、董事会费和会议费等。这些经费项目一般设置在“管理费用”科目下。由于“管理费用”科目反映的信息范围广、种类繁杂，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明细科目的设定，因此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前，即2012年以前的财务报表中，在职消费会以多种多样的条目反映，如：应酬费、交际费、行政招待费、自有汽车费、出国人员经费等，甚至出现礼品费、酒店开办费、贵宾厅使用费、酒店入门费等奢侈腐败的名目。“八项规定”实施后，在职消费行为被明令禁止，相关费用名目显著减少，上述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有所遏制，一些必要的业务招待费、汽车日常运行维护费用通常与办公费、差旅费等合并为一个科目。由此可以推论，“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减少“三公费用”的发生，随着“三公费用”的减少，管理费用将呈现下降趋势，期间费用也将减少。
但是，在管理费用数额降低的同时，管理费用内部结构，也就是各个明细科目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是否会存在这样一种移花接木的可能：迫于政策规定，企业将一些违反“八项规定”的费用记录在除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或出国经费以外的科目上？通过查阅上市公司连续几年财务年报附注中的管理费用相关内容，笔者发现个别企业在“八项规定”出台后业务招待费骤然降为零。这是对“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还是对不合理在职消费行为的欲盖弥彰？
为探究“八项规定”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本文以云南省25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以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作为代理成本的表征，研究2010 ~ 2013年企业费用的变化，从期间费用、管理费用到“三公费用”，逐层探析“八项规定”实施对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中的各项费用为25家样本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的对应费用的平均值；期间费用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三公费用”指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和出国经费之和，剩余管理费用指除去“三公费用”以外的其他管理费用；费用率为各项费用与相应的企业于该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资产总额的比率，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用于衡量管理费用内部结构的变化。
二、“八项规定”对企业期间费用的影响
图1描述了企业期间费用的变化，可以看出期间费用在逐年上涨。考虑到企业费用受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以费用与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费用支出水平。

如图2所示，期间费用率于2012年出现拐点，2010 ~ 2012年之间，期间费用率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增幅为0.25%，2012年增幅为0.33%，这体现了企业正常成长情况下费用的变化形态。2012年以后，期间费用率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2013年增幅为-2.96%，这一变化反映出“八项规定”对企业期间费用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三、“八项规定”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
从图3、图4中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费用数额以及管理费用率的变化趋势。管理费用的绝对金额逐年增加，各年数值分别为20 175万元、26 122万元、28 105万元、36 165万元。管理费用率于2010 ~ 2011年期间维持在4.64%左右，每年只有微小幅度的上升；从2012年开始管理费用率出现下降，2012年为4.56%，增幅为-1.95%，2013年为4.49%，增幅为-1.51%。
管理费用率的变化形态表明：从2012年开始，持续至“三公费用”依据“八项规定”属于应该降低的费用，其受“八项规定”实施的影响最为直接。如图5所示，“三公费用”的绝对数额于2010 ~ 2012年期间逐年增加，分别为1 129万元、1 272万元、1 429万元，2011年增幅12.70%，2012年增幅12.30%，2013年“三公费用”的发生额显著降低，为1 094万元，相比上期降低了23.42%。

以三公费用率的变化趋势说明“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是更具说服力的。如图6所示，2011年三公费用率较2010年略有上涨，这是企业成长造成的费用率的正常变化。然而2011年以后出现了异常的下降趋势，2012年三公费用率为0.22%，较去年下降了29.11%，这显示“八项规定”对企业的“三公费用”有压减的作用。2013年三公费用率为0.14%，相比上期下降35.32%，下降幅度大于2012年，因而相比2012年，2013年的“八项规定”对“三公费用”的压减作用更为强烈，这与该政策进一步的贯彻实施相关。

“三公费用”与管理费用两者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2010年、2011年涨幅不大，从2012年开始下降。但是“三公费用”受“八项规定”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管理费用的变化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公费用”的变化。“八项规定”实施后，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费用受其实施的直接影响显著地减少，管理费用也随之降低。
管理费用与“三公费用”的变化反映了“八项规定”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在考虑企业费用与代理问题两者关系时，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关系的以下四个表现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在职消费、闲置营运资金等行为容易发生；第二，双方的利益不一致时，在自利的驱使下管理层趋向于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企业利益；第三，激励制度设计不合理，管理层辛勤工作产生的利润完全归股东所有，自身只能得到契约报酬，但由于其在职期间的谋利行为不能完全被股东发现，管理层可以通过在职消费将成本转嫁给股东承担，这种付出和收获的不对称将使管理层为自己谋福利而不承担成本；第四，契约的不确定性，股东、经理及债权人签订的合约不可能穷尽未来所有的情况，这一不确定性无法严格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
这四个表现给不合理管理费用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从而导致高额“三公费用”的产生，同时它们也是企业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因此，管理费用特别是“三公费用”，是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将其作为反映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替代表现。
由于管理费用在“八项规定”实施后显著降低，三公费用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四、“八项规定”对企业影响的短期盲区分析
管理费用下各个明细科目所占管理费用比例是否受“八项规定”实施的影响？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将管理费用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与“八项规定”有关的“三公费用”，另一部分为剩余管理费用，即与“八项定”关系较不紧密的费用，如印花税、计提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等。
图7、图8分别为剩余管理费用绝对数额的变化和剩余管理费用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剩余管理费用的绝对数额逐年增长，2010 ~ 2013年分别为19 046万元、24 850万元、26 677万元、35 071万元。剩余管理费用率在2012年以前基本保持不变，2012 ~ 2013年期间呈现上涨态势。结合剩余管理费用与“三公费用”的变化形态分析，在“三公费用”下降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呈现异常的上涨，因而得出结论——部分企业存在着将违反“八项规定”的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以其他科目的形式列支于剩余管理费用中。本文称这种“三公费用”的移花接木行为为“八项规定”对企业影响的短期盲区。

为了对“八项规定”的短期盲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制作了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变化示意图，如图9所示。

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于2010 ~ 2011年间变化不大，然而在2012年（含）以后，该比值呈现上涨趋势，到2013年剩余管理费用率是“三公费用”率的31倍，而在2010年约为15倍。因此，“八项规定”实施后，管理费用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三公费用”减少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相对增多。这进一步证明了“八项规定”下企业短期盲区的存在：企业将部分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转移到管理费用的其他明细科目中列报。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期间费用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费用为切入点，探究了“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财务体现，着重研究了“八项规定”实施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具体而言，在“八项规定”出台后，受其实施的直接影响，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三公费用”显著降低；与“三公费用”的变化形态类似，管理费用也呈现下降趋势；在企业的期间费用层面，“八项规定”的实施也会减少企业所发生的期间费用。
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实施后，在业务招待费用率显著下降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率却呈现上升变化，并且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业务招待费用率之间的倍数也在逐年升高。这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对企业的影响分析存在短期盲区：部分本应该记录于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科目的费用转移到管理费用的其他明细科目中反映，即企业通过移花接木行为逃避了国家对“三公经费”的管理。
管理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企业与政府、银行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而“三公费用”是管理费用中受“八项规定”实施影响最直接的部分，因而在衡量“八项规定”实施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时，“三公费用”可以作为较为合理有效的指标。“八项规定”的实施使得企业的“三公费用”显著降低，管理费用也随之降低，由此可知，“八项规定”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在一定程度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
对于“八项规定”经济后果分析存在的短期盲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度和广泛参与性，强化政策对利益各方的约束力，健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等。
主要参考文献
党印.公司治理中的代理成本问题研究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
叶勇，李明，黄雷.法律环境、媒体监督与代理成本［J］.证券市场导报，2013（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表外负债、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公司价值——基于公司治理视角”（项目编号：71162004）；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云南公司治理研究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14cx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