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罗静静，陈东平（教授）
【作者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南京 225009）
【摘 要】
【摘要】 随着农村市场化的步步推进，农户在“世代地缘、家族血缘、亲朋情感圈层”外扩大交往范围，逐渐形成地缘性和业缘性的信任关系。不过，由于农村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不同，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和利用程度也有所不同。本文基于对江苏南通市三个地区紫菜种植户的实地调查，将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工具性社会资本与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情感性社会资本相比较，分析两者对借贷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江苏南通市三个地区的情感性社会资本规模和非正规性借贷融资没有显著差别，而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户的工具性社会资本规模越大，正规借贷融资水平也越高。对于样本总体而言，有资金需求农户的非正规性借贷融资随着情感性社会资本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加，而正规借贷融资水平随着工具性社会资本规模的扩大呈依次上升趋势。
【关键词】 工具性社会资本；情感性社会资本；借贷融资；农户一、引言
2006年以来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日益深化，2014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列为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抵押品。农村制度层面的诸多改革虽然增加了农户资金获取的机会，但其资金获得能力还是依赖于自身的能力。国内不少学者的研究证明，农户的社会资本同时影响了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的贷款。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前农户的社会资本已发生变迁。具体表现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资金短缺增加了农民对合作的需求，人们逐渐冲破血缘的樊篱，在亲缘关系之外以业缘为基础构建新的社会联系网络，逐渐形成“高度感情化的家庭内核”和“高度利益化的外围圈层”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高度利益化的外围圈层”的社会资本定义为工具性社会资本，将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高度感情化的家庭内核”的社会资本定义为情感性社会资本。那么，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结构有何不同？这种逐渐凸显的工具性社会资本究竟怎样影响农户的借贷融资的呢？与传统的情感性社会资本相比较，对农户借贷融资的影响一致吗？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最早出现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随后在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领域也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并逐步形成研究热点。国内外研究社会资本的文献有不少，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及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观点：一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普遍联系或社会联系；二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三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行动者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四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信任、网络、规范、制度等。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即资源论，它包括工具性社会资本和情感性社会资本两种。工具性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构建的工具性社会网络，以及该网络主体建立在互惠意识、信任、参与、文化等基础上的资源；情感性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建立的情感性社会网络，以及该网络行动者建立在互惠意识、信任、参与、文化等基础上的资源。
传统的中国农村是按照“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熟人社会”，家族血缘、亲朋情感关系是维持正常秩序的基础（费孝通，1985）。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农户的社会资本发生变迁，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社会网络内在的非正式文化的规范程度在提高，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程度也在增加（程昆等，2006）。
在农村社会变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农户情感性关系构建的圈层组织不足以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便冲破血缘和亲缘的樊篱，在亲情关系之外构建“业缘性信任关系”，扩大交往活动范围，并且利用这种新的社会资本进行融资（张建杰，2008）。基于血缘关系的先天性社会资本逐渐减少，而为某种利益而有意识建立、有相对健全制度和规范保障的新型社会资本（业缘性社会资本）逐渐增（张兵、李丹，2013）。因此在农村金融改革日益深化、金融制度日益复杂、农户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对农户社会资本的研究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而应侧重于将社会资本分层、细化，突出各层次的特点。
三、研究假设
柯武刚、史漫飞在所著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根据制度的不同起源，将制度划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非正式制度，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演化而来，如果违反内在制度往往会受到“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外在制度是正式制度，如果违反外在制度通常会受到某权威机构有组织的惩罚。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内生性的制度安排，非正规金融对违反规则的成员做出的是非正式的惩罚。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均等性和多层次性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从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看，“理性人”假定同样适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借贷双方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有世代累积形成的习俗和惯例、相对固定的人际社会关系，因此借贷双方的行为后果多可以预期。非正规借贷建立在长期社会活动形成的人际关系之上，个人及家庭声誉等“面子成本”成为正式制度无法弥补的规制，而是非正式制度隐含的有效约束。
中国传统农村是关系本位的社会，农户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当农户有借款需求时，基于“理性人”考虑，通常首先选择相互认识和高度信任的对象，在基于血缘和亲缘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展开高频的资金互助。不少学者研究表明，依托人际关系的非正规借贷，对较亲密的亲戚关系的依赖大于对邻居同事朋友的依赖。这种救济性的借贷行为扎根于农村世代累积的情感性社会网络，不以营利为目的，借款利率较低或者没有利息，以关系型信用为基础，大多没有正规合约和抵押品，是一种“人情债”，借款者在贷款者将来生产或生活出现困难需要帮助时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此外，借贷双方的信息在情感性网络中具有相对透明度高、流动性强的特征，农村的习俗和惯例、亲密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会激励借款者按时还款，约束违约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情感性社会资本规模大的农户非正规借贷融资的可能性更高。
农户的正规借贷行为从本质上看是契约行为：一方面，它受到正式制度（法律制度和金融体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取决于借款者社会资本量的多寡。已有大量学者用实证方法验证了该结论的正确性。
从理论上分析，农户有效的正规借贷行为包括两方面：一是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贷出行为，即正规金融机构是否愿意为有资金需求的农户提供贷款，以及愿意提供多少额度的贷款；二是农户的借款行为，即农户是否具有资金需求，以及农户更倾向于哪种途径的借款。
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考虑贷款者的资信问题。某家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既取决于该贷款有多大风险，还取决于借款农户的还贷能力以及金融机构对农户基本信息的了解程度。长期以来无法有效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户缺乏合格的抵押品，而金融机构不能够充分了解农户信贷有关的信息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农户基于业缘关系建立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上述两个问题。①处于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高地区的农户，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对稀缺资源和合作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冲破血缘的樊篱，在亲属网络关系之外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并充分利用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即工具性社会资本）。依托“工具性社会网络、信任、参与、团结和文化”为载体的工具性社会资本便成为农户的重要资源，有了这种资源就可以在正规借贷契约中弥补抵押品的不足。该网络成员间对生产规模、农产品价格、行业风险等信息了解充分，愿意为条件良好的借款成员提供担保，以备自身不时之需，双方能相互提供帮助；专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深加工、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原先金融机构不认可的农产品在某些组织化水平高的地区经过加工后可以充当合格的抵押物。②农户工具性社会资本中蕴含着正规金融机构所需要的贷款信息，即工具性社会资本中各成员的资金需求状况和信用状况在网络组织中反映得清清楚楚，这样，金融机构的信息搜寻成本便会降低。
工具性社会资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工具性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有时会结成团体，形成“团贷”组织。“团贷”形式的贷款将单一的外部监督转化为内外双重监督，借款者的违约行为会损害到团体其他成员甚至整体的利益，因而必然会受到团体的处罚，如停止其借款、禁止其参加团体内的交易活动等。这种处罚对于违约的借款者来说是非常严厉的。由此可见，工具性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提供合格的抵押品和农户的贷款信息，而且有效地降低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农村市场化和组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工具性社会资本总体规模越大；工具性社会资本规模大的农户，其正规借款融资的可能性更高。
四、样本基本特征及数据来源
（一）样本的基础特征
笔者及团队多次深入江苏省南通市下辖的如东县丰利镇（FL）、启东市吕四港镇（LS）、海安县老坝港镇（LB）对紫菜养殖户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基本情况是：
FL有环港、刘埠、洋口等5家紫菜专业合作社，并于2003年成立天一紫菜专业合作联合社以及天一紫菜交易场。FL大量紫菜养殖户加入了各村的紫菜专业合作分社。天一紫菜合作联社设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其中监事会成员由各分社代表担任。合作社成员与银行之间除了有成员担保贷款、干紫菜抵押贷款、联社担保贷款形式的贷款，还有成员组成“团贷”的形式，近年联社成员每年从银行的“团贷”总额约有2 000万 ~ 2 500万元。此外，天一紫菜专业合作社每年在交易市场定期举办紫菜交易活动，采取“货款两清”为核心的财务管理制度，其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既促进了当地紫菜链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也招揽了许多客户。
LS于2004年7月成立黄海紫菜专业合作社和紫菜交易市场，有社员300多户，养殖面积达一万多亩。黄海紫菜专业合作社主要负责定期举办紫菜交易活动，因社员养殖户位于30里外的海边，除参加紫菜交易活动外，社员很少与合作社进行沟通交流，成员之间较少互相担保贷款，也没有建立小组“团贷”的贷款形式。
LB的紫菜专业合作社2003年以后从6家减少到2家，现存的鑫海紫菜专业合作社和丰收紫菜专业合作社，主要组织培训和技术指导，如指导社员养殖技术和紫菜育苗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三镇中的FL紫菜的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最高，而LB最低。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调研团队共发放调查问卷240份，收回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10份。在210份有效问卷样本中，共有148户农户有借款需求，其中82户申请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119户发生过非正规借贷行为。申请了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82户农户中，有68户获得了贷款，这68户中有47户获得了足额的贷款。
五、变量选取及测度
本文对借贷融资的衡量借鉴冯兴元（2004）的方法，非正规借贷融资用实际获得的非正规借贷资金与资金需求的比例来衡量；正规借贷融资融资用实际获得的正规借贷资金与资金需求的比例来衡量。其中非正规金融组织主要指民间借贷；正规金融组织是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其所进行的交易活动受到政府法律和条例等正规制度的规制。它在农村主要包括农信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等。
本文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测度方法主要依据世界银行SC-IQ的方法，再结合农村的实际调查情况和南通市当地风土人情对SC-IQ中的问题进行了修改。具体而言，将情感性社会资本和工具性社会资本均分为5个维度，即社会网络、信任、参与、团结和文化。再将每个维度细分为具体指标进行测量。根据各维度的内涵，本文在测度这两类社会资本时均设置了15个指标。对各指标的赋值是按选项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2、3、4、5。
由于指标间的相似性，拟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资本指数。根据试算结果反映其内在规律。表1列示了农户的情感性社会资本，包括：①“亲属的帮工状况”、“节日与亲属互动送礼品的状况”、“亲属生病的探望状况”，它们属于首个因子，可解释为互惠因子。②第二个因子主要解释了“对同姓家族的信任程度”、“对非同姓亲属的信任程度”、“对同姓村民的信任程度”，将其命名为信任因子。③“参与同姓家族活动的状况”、“与亲属的走动频率”、“参与非同姓亲属活动的状况”，它们属于第三个因子，可解释为参与因子。④第四个因子主要解释了“与家庭关系最亲密的7位亲属的职位级别”、“政治身份”、“亲属的规模”这三个原有变量，将其命名为情感性社会网络因子。⑤第五个因子主要解释了“在亲属中的归属感状况”、“非同姓亲属的团结状况”、“同姓家族的团结状况”这三个变量，将其命名为文化因子。
根据表1，可以将情感性社会资本的互惠因子、信任因子、参与因子、情感性社会网络因子、文化因子分别用Fa1、Fa2、Fa3、Fa4、Fa5来表示，其中互惠因子和信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67.41%。
表2列示了农户的工具性社会资本，包括：①“与家庭关系密切的朋友规模”、“关系最密切7位朋友的职位级别”、“政治面貌”，它们属于首因子，将其命名为工具性社会网络因子。②第2个因子主要解释了“与关系密切朋友的走动频率”、“参与专业合作组织活动的状况”、“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个数”，将其命名为参与因子。③第3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节日与朋友互动送礼品的状况”、“专业合作社援助状况”、“朋友的帮工状况”，将其命名为互惠因子。④第4个因子主要解释了“对同组非亲属村民的信任程度”、“对专业合作组织的信任程度”、“对朋友的信任程度”，将其命名为信任因子。⑤第5个因子主要解释了“在朋友中的归属感状况”、“专业合作组织的团结状况”、“朋友的团结状况”，将其命名为文化因子。
将工具性社会网络因子、参与因子、互惠因子、信任因子、文化因子分别用Fb1、Fb2、Fb3、Fb4、Fb6表示，其中工具性社会网络因子和参与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67.56%。
六、假设验证
（一）情感性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融资的影响
本文采用回归方法，根据情感性社会资本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各因子的得分函数计算各因子得分。再乘以每个因子各自的方差贡献率、除以五个公因子的总方差贡献率，可以得到情感性社会资本的总指数，即：
Ia=（0.501Fa1+0.173Fa2+0.702Fa3+0.397Fa4+0.362Fa5）÷0.82
根据上式计算出来的样本总体的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呈正态分布，按情感性社会资本总指数大小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五组，并对LB、LS、FL三地和不同指数组有资金需求的农户数、获得正规借贷的农户数、获得非正规借贷的农户数、户均正规借贷融资指数和户均非正规借贷融资的可能性进行统计，结果如表3、表4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LB、LS、FL三个地区的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和非正规借贷融资指数没有显著差别，但LB的指数比LS和FL稍高。而LB、LS、FL三个地区的正规借贷融资指数存在显著差别，且其变化趋势和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不一致。
表4列示了样本总体不同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组农户的借贷概况。表4表明，从正规借贷融资的可能性角度来看，对于有资金需求的农户，随着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的增大，获得正规借贷农户的比重呈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正U”型变化，户均正规借贷融资指数呈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倒U”型变化。低情感性社会资本组与高情感性社会资本组相比较，两组获得正规借贷的农户比重均为50%，低组户均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为0.18，高组户均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为0.21，两组差别不大。
从非正规借贷融资角度来看，随着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的增大，获得非正规借贷农户的比重和户均非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显著依次提高。其中，低组获得非正规借贷的农户比重为37.5%，非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为0.26；高组获得非正规借贷的农户比重为90%，非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为0.72，两组差别很大。
以上分析表明，虽然LB、LS、FL三个地区的市场化和组织程度不同，但是农户的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和非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没有显著差别；对于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其非正规借贷融资指数随着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的提高而逐渐提高。H1得到验证。
（二）工具性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融资的影响
用同样方法可以得到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即：
Ib=（0.598Fb1+0.077Fb2+0.062Fb3+0.051Fb4+0.043Fb5）/0.832
在计算出情感性社会资本指数和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后，再对LB、LS、FL三地和样本总体不同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组有资金需求的农户数、获得正规借贷的农户数、获得非正规借贷的农户数、户均正规借贷和户均非正规贷融资的指数进行统计，结果如表5、表6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FL的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最高，获得正规借贷的农户数和户均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也最高；LB的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最低，获得正规借贷的农户数和户均正规借贷可获性也最低，且两者的正规借贷融资指数差别较大。
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样本总体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其在非正规借贷融资方面，随着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的提高，其非正规借贷融资呈波段性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低指数组与高指数组相比较，低指数组的户均非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为0.39，高指数组的户均非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为0.45，两者差别不大，即使与非正规融资指数最高的中高组相比，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从农户的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来看，随着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的增大，农户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呈显著依次上升的趋势，低指数组的户均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为0.09，高指数组的户均借贷融资指数为0.41，两者差别较大。工具性社会资本是农户发生正规借贷的“特质性资源”，对正规借贷有显著影响，随着工具性资本指数的提高，农户正规借贷率逐渐提高。
上述分析表明，在LB、LS、FL三个地区中，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FL，农户的工具性社会资本指数和正规借贷融资指数也较高；对于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其正规借贷融资的指数随着工具性社会资本规模的扩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H2得到验证。
七、结论
本文将农村社会资本分层，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融资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在五个维度15个因子中，互惠和信任因子对情感性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工具性社会网络和参与因子对工具性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
第二，随着农村社会变革的深化，情感性社会资本规模在扩大，获得非正规借贷农户的比重和非正规借贷融资额增加。这是因为农户情感性社会资本中互惠因子起到资源配置作用，而信任相当于正规金融的抵押品，它降低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可以有效避免违约的发生，提高了农户非正规借贷融资的能力。
第三，随着工具性社会资本规模在扩大，获得正规借贷农户的比重和正规借贷融资额呈逐步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农户工具性社会网络成员通过提供担保、成立联保小组、组建“团贷”等方式，增加了申请正规贷款的机会；同时，因为工具性社会网络参与水平高的农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正规借贷约束问题，从而提高了正规借贷融资的能力。
第四，现阶段在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不同的农村地区，农户的情感性社会资本量和非正规借贷融资没有显著区别；而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户的工具性社会资本量和正规借贷融资额相对较高。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越高、合作组织越活跃的地区，工具性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正规借贷的特质性资源，农户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和参与当地的专业组织来构建和提高自身的工具性社会资本，以提高正规借贷融资额。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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