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曹 飞1（副教授），张云河2

【作者单位】
（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西安 710071；2.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江苏无锡 214153）

【摘　　要】

     【摘要】本文基于1997 ~ 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就业结构偏度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就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促进就业结构偏离度的降低。为了发挥城镇化对就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作用，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财政均等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传承，注重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居民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的供求匹配。
【关键词】城镇化；就业结构；就业偏离度一、引言
就业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各界关注。从宏观角度来看，就业增长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从微观角度来看，则关系到家庭、个体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研究如何有效地发挥城镇化优化就业结构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的研究较早且较多。配第（1691）、克拉克（1940）最先说明了就业结构随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库兹涅茨（1966）深入研究了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情况，并且指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无论产业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将呈现从“一、二、三”到“二、三、一”直至“三、二、一”的转变，由于该规律被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所证实，因而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库兹涅茨”定理。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86）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刘易斯（1972）、保罗·克鲁格曼（1998）也分别从二元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等角度阐述了就业、产业和城镇化的关系。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徐晓丹（2011）、王庆丰（2009）分别计算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和整体协调度。②就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刘爱英等（2011）对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李丽莎（2011）研究了城镇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③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杨文举（2007）、肖功为等（2013）对中国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④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三者关系的研究，何景熙等（2013）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和城镇化率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曾湘泉等（2013）对我国各省、各经济区域在不同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条件下的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方面进行了研究。
上述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也有不足。首先，部分研究基于时间序列分析，因而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与推广范围有限。其次，现有文献往往是基于全国或某一省区的分析，而对我国城镇化及就业状况的区域差异性关注较少。再次，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关注点是城镇化对三产就业比重的影响，而有关城镇化对就业结构偏离度的研究比较少见。
针对上述问题，考虑到面板数据拥有更高的自由度，得出的结论也更可靠，因而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利用我国1997 ~ 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城镇化与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及总就业偏离度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制定城镇化带动就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模型假设及数据来源
1. 模型假设。在以下分析中，L1ratioit、L2ratioit和L3ratioit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urit表示城镇化率，zplidu表示总就业偏离度，αi和αt分别表示截面与时间固定效应，下标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某一项指标。模型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L1ratioit=αi+αt+β1urit+εit （1） 
考虑到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且城市具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因此预计城镇化过程的加快将会使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
模型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L2ratioit=αi+αt+β2urit+εit   （2） 
城镇化过程本身伴随着工业化过程进行，虽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及重工业比重的加大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且加工、制造业比重较大，因此预计城镇化过程的加快将促进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
模型三：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L3ratioit=αi+αt+β3urit+εit  （3） 
城镇化过程将使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与之伴随的是城镇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因而预计城镇化过程的加快将促进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
模型四：总就业偏离度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zplidu=αi+αt+β4urit+εit  （4） 
城镇化过程一方面通过加快释放内存剩余劳动力来降低第一产业就业偏离度，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来抵消或者部分抵消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的产值效率，从而降低第二、三产业就业偏离度，所以从总体来看，城镇化过程的加快有助于总就业偏离度的降低。
2. 数据来源。全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除香港、澳门、台湾外，大陆31个省城镇化率、GDP、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及产值数据均来源于2001 ~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直观地体现各省各年度城镇化率和总就业偏离度的变化，笔者做了全国城镇化率及总就业偏离度的三维图（见图1、图2）。
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总就业偏离度zplidu=|    （gib/lib-1）|，其中：gib/lib-1表示第i产业就业偏离度；gib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ib表示劳动力从业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
显然，gib/lib-1>0意味着产业产值比重大于从业比重，从而劳动力效率高，吸纳劳动力空间大；gib/lib-1<0意味着产业产值比重小于从业比重，从而劳动力效率低，劳动力转移压力大。
三、实证分析
1. 面板单位根检验。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伪回归问题，并且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所有的单位根检验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检验是假定所有的面板单位包含着共同单位根的LLC检验、Breitung检验及Hadri 检验；第二类检验则放宽了同质性假定，允许单位根在不同的面板单位中自由变化。与第一类检验相比，第二类检验放宽了假定，更进一步接近客观现实，其中代表性的如IPS 检验、Fisher-ADF 和Fisher-PP检验（Maddala和Wu，1999；Choi，2001）。
本文综合采用适用于相同根情形的LLC 检验方法和适用于不同根情形的PP检验方法进行研究。由下页表1可见，各变量的原值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则均为平稳序列。2. 面板协整检验。由表2可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满足一阶单整的条件，满足方程协整的必要条件，需要继续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Pedroni（1999）提出了7个统计量用于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有4个组内统计量和3个组间统计量。经证明，在小样本中，Panel ADF、Group ADF检验效果最好，Panel v-Stat、Group rho-Stat检验效果最差，当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检验效果最好的两个统计量为标准。因此，本文同时采取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进行检验。由表2可见，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满足协整条件，故可以进行长期均衡方程估计。
3. 基于固定效应的长期均衡估计与分析。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最终确定研究基于固定效应的加权截面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从城镇化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西部（|-0.61|）>中部（|-0.515|）
>全国（|-0.496|）>东部（|-0.426|）。城镇化对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基本呈现从西到东递减的规律，这意味着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从西向东逐渐加大，即在同样的城镇化率的情况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减少速度将从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依次降低。从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收益的比较情况来看，则表现为东部最好、中部居中、西部最低，直观结论是西部地区的“空心村”数量大于中部，而中部大于东部。此外，由下页图3可见，全国各省区第一产业就业偏离度皆为负且绝对值较大，这意味着今后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还很大。
从城镇化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东部（0.168）>西部（0.154）>全国（0.14）>中部（0.074），这符合基本分析。相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工业基础，且拥有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经济圈，表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具有更强的工业产业与之对应，因此东部地区城镇化对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更大。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全国各省区第二产业就业偏离度基本表现为正，且从西向东递减，其原因在于工业高级化需要良好的人力资源，而中国劳动力素质基本呈现从东向西递减的特点，因此东部、中部地区良好的人力资源素质更容易进入工业产业，从而有助于降低第二产业就业偏离度。
从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西部（0.413）>中部（0.36）>全国（0.33）>东部（0.245），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且制造业要逊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而第三产业的就业门槛较低，因此西部地区城镇化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较大。东部地区虽然人口城镇化率高、第三产业产值雄厚，但是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产值主要集中于科技含量较高的金融、中介、电信、通讯等行业，城镇化对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弹性较小。中部地区则由于其区位条件及经济、社会条件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因此就业弹性也居于二者之间。最后，由图5可见，第三产业就业偏离度大致从东向西递增，这意味着在同样城镇化率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从东向西递减。
从城镇化与总就业偏离度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西部（|-2.46|）>全国（|-1.07|）>东部（|-0.942|）。这符合经济学规律与现实情况，意味着提高城镇化率对促进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偏离度为负，且绝对值较大，这意味着第一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较大；我国第二产业就业偏离度为正且较大，这意味着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第三产业就业偏离度为正且较大，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内部调整很有必要，以切实有地发挥第三产业对就业的积极带动作用。城镇化的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都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则显著为正。上述分析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降低就业偏离度，从而促进就业结构高级化与均衡化发展。根据相关理论及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实现财政均等化。首先，要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将会产生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加大；而城镇化的推进所带来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加入，从而可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
其次，要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成本，从而促使农民工向城市及非农产业转移。这些成本不仅包括农民自身的日常消费，还包括户籍制度带来的差异，比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住房、就业、子女入学、医疗待遇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应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尽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城市化的社会保障广覆盖，完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医疗、子女就学、养老保险、住房分配等福利。
最后，中国剩余劳动力的庞大也与农业产业链的短小有关，大多数农村人只是从事传统的种植、养殖业等，农产品深加工链条短缺，从而降低了农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从城乡财政均等化的角度来看，在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待遇的同时，要加大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资金援助等，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便捷性以及农产品深加工的可能性，从而加大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2. 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传承，注重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谐发展。在我国，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总量基本都呈现出从东向西递减的梯度格局。因此，应以沿海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有机对接，促进产业创新与产业转移的有序承接，条件好的地区应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产业和城镇的有机融合，发挥城市聚集作用，从而吸纳更多生产要素聚集。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促进高新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不同类型产业的协调发展，协同推动大、中、小及微型工业企业的协调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增长。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事实，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促进产业发展，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又可以比资源、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首先，考虑到第三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较强，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创造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其次，要优化第三产业自身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既有技术水平较高的金融、信息与通讯服务业，也有相对灵活的餐饮、旅游、家政、咨询、中介、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要积极倡导灵活的就业方式。第三产业生产的服务产品具有多样性与个性化较强的特点，其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因此在第三产业中要积极倡导灵活多变的就业方式，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非正规就业，包括临时就业、小时工（钟点工） 就业、季节工就业、短期合同工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单一服务项目就业等。
4. 提高居民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的供求匹配。正如前文所述，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这既是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的反映，也是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真实体现。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及服务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依然庞大。因此，有针对性地提高劳动者就业素质是解决用工荒与就业难的必要途径。
首先，在坚持九年义务教育的前提下，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专业设置的市场意识，巩固就业基本技能。其次，要大力开展再就业培训，提高再就业的质量和效率。再就业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初次就业者的就业素质偏低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新时期我国产业更新加快、技术要求更高的事实。因此，再就业培训在强化培训对象就业素质的同时还要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加强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建设，提高培训质量，把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建成兼有职业需求预测、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并与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紧密联系的多功能的综合基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最后，应广泛开展企业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企业在岗职工的培训，不仅有助于在岗职工适应岗位职责的变化，帮助劳动者提高今后再就业的人力资本，而且有助于企业提高整体人力资源素质，保持企业职工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生产与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主要参考文献
徐晓丹.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5）.
王庆丰.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整体协调性测度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仿真与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YJC790004）；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陕西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仿真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3D26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多元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7214546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