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孙雪娇（博士）
【作者单位】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
【摘要】所得税会计信息能够反映税会制度的差异，所得税费用作为形成净利润的最后一项，很可能被视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最后机会。本文针对CAS 18与SFAS 109的比较展开理论分析及实务观察，并以SFAS 109与CAS 18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为主线，从直接研究（递延税项）与间接研究（会计—税收差异）两方面进行文献比较。在分析所得税会计理论的基础上，评价已有研究的分析视角、结论的稳健性及未来研究方向，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盈余管理
财务会计报告中的所得税会计信息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了重要信号（Hanlon，2005），它既报告了财务信息（如盈余管理），又报告了税务信息（如纳税筹划）。如何识别所得税会计信息所传递的管理层行为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对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007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CAS 18）基本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IAS 12），而IAS 12基本采纳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09号——所得税会计》（SFAS 109）的主要内容。CAS 18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尤其凸显了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地位。与SFAS 109有关的盈余管理研究文献已经较为丰富，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针对CAS 18与SFAS 109的比较展开理论分析和实务观察，并以与SFAS 109与CAS 18相关的盈余管理实证文献为主线进行比较分析。
一、所得税会计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理论与实务比较
（一）CAS 18与SFAS 109的理论比较
CAS 18是借鉴并非完全采纳SFAS 109，主要体现在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要求有所不同。
SFAS 109要求企业按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应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作出判断，主要依据是对未来应税收益的判断，对于无法实现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要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企业应对可获得的能够影响未来应税收益的正面证据和负面证据进行综合考虑。对于未来应税收益，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①转回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②未来应税收益（除了转回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上期转来的应税收益）；③移前扣减的应税收益；④纳税筹划战略。在实际核算中，美国公司基本上将所有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然后再根据能够影响未来应税收益的正面、负面证据来判断是否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由此看来，美国公司有可能通过操纵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来改变递延所得税资产净值而达到某种目的。
CAS 18规定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应注意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应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在判断企业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该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如企业通过正常的销售、提供劳务等实现的应纳税利润，对这部分的预测应以企业最近财务预算（或预测）数据及该预算（或预测）之后年份稳定的或者递减的增长率为基础；二是以前期间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将增加的应纳税所得额。CAS 18还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当随后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恢复递延所得税账面价值。我国对递延所得税确认的规定看似是“双保险”，在首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要求谨慎地确认，在资产负债表日，还要对无法实现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且该减值准备是可以转回的。理论上，我国的上市公司既可以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操纵盈余，又可以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
（二）CAS 18与SFAS 109的实务比较
大量研究（Bauman et al.，2001；Frank和Rego，2006；Christensen et al.，2008）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存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但是，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通过观察会计报表附注，有关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披露包括以下三个部分：①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明细；②应纳税差异和可抵扣差异明细；③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主要包括可抵扣亏损，如果本期存在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可抵扣亏损到期前的未来期间确认该递延所得税资产）。实际核算中，我国上市公司不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而是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就对与其相关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否能实现作出判断。
综上，CAS 18与SFAS 109对递延所得税资产（DTA）确认的比较如图1所示：
二、所得税会计的盈余管理相关文献分析——SFAS 109与CAS 18实证分析比较
有关所得税会计的盈余管理研究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通过检验递延税项辨别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类是研究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用递延所得税或净递延所得税负债代表）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即间接阐述递延税项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一）递延税项的盈余管理研究
1. SFAS 109盈余管理手段的直接研究——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有关SFAS 109的大部分研究均发现，公司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不同目的的盈余管理，主要包括 “洗大澡”、迎合分析师预测、避免损失、避免盈余下滑、实现某个盈余目标等，其中有关利用该减值准备进行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研究基本取得了一致证据。
早期一些文献研究了公司是否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的改变来进行盈余管理。Miller和Skinner（1998）研究发现，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与上期转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同时发现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的改变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的关系。
Bauman et al.（2001），Frank和Rego（2006）以及Christensen et al.（2008）均研究了公司是否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洗大澡”的行为。Bauman et al.（2001）以世界500强中的62家公司1995 ~ 199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公司是否会经由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来操纵盈余。研究发现，在公司处于大额亏损状态时，公司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为，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的改变对于辨别避免盈余下滑的盈余管理有增量作用。Frank和Rego（2006）以美国上市公司1993 ~ 2002年2 243个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公司并没有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来“洗大澡”，也没有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来进行避免损失的盈余管理，但却有证据显示存在利用该减值准备进行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Christensen et al.（2008）以1996 ~ 1998年财务报告有大的销账行为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没有发生销账行为的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发现研究样本公司的非预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比控制样本公司的非预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要大，即公司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来增加“洗大澡”的范围。
还有文献研究了除“洗大澡”外的其他目的的盈余管理。如Phillips et al.（2004）检验了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各组成部分对辨别盈余管理的增量作用，研究发现样本公司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进行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Schrand和Wong（2003）以银行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银行在采用SFAS 109后是否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账户制造一些“隐藏的准备”，作为未来进行盈余平滑的工具。研究发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低，银行越不可能通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来降低当期收益。但研究者没有发现银行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账户制造一些“隐藏的准备”的行为。
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发现，存在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进行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还有少量研究发现，递延所得税可以辨别避免盈余下滑的盈余管理（Phillips et al.，2003；Joos，2002）。而管理者是否利用递延税项进行盈余平滑、“洗大澡”、避免损失等形式的盈余管理，以及哪些递延税项更易被用做盈余管理的工具还有待研究。
2. CAS 18盈余管理手段的直接研究——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我国上市公司不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则有可能直接通过操纵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来操纵盈余。如锡业股份2008年利润总额约为-1 005.22万元，而所得税费用为-3 367.03万元，因此净利润约为2 361.8万元。所得税费用中递延所得税费用约为-4 908万元，其中本年增加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4 848.36万元，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负债约为59.64万元。由此看来，递延所得税的变化是该公司利润由负转正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投资者应关注CAS 18变化所引起的盈利信息性质的变化，公司可能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操纵利润。
递延所得税资产可以作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递延所得税资产产生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它的账面价值应当代表其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其确认水平取决于在估计的未来期间是否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不确定性及CAS 18规定的模糊性，使得作为应计项组成部分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具有一定的可操纵性，可能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会调高利润、调高资产的账面价值。曲晓辉等（2009）研究了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背景下CAS 18在欧盟及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年的实施情况，研究发现，欧盟及中国的上市公司均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了避免利润下滑的盈余管理，但并未发现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进一步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盈余管理与市场监管动机有关（是否被ST），与债务契约动机和管理层薪酬激励动机无关。
递延所得税负债也可以作为盈余管理工具，企业确定更多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会调减利润和资产。但是对于递延所得税负债，CAS 18没有给出是否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选择，即只要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就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因此，递延所得税负债较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操纵空间小，但确认和转回在时间上仍可以作为利润平滑的工具，不过现有文献还未涉及该类研究。
递延税项不会捕捉到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例如经理可以通过改变其他应计项或经营现金流进行盈余管理，但该行为同时影响了账面收益和应税收益，此时递延税项无法辨别出其专属的盈余管理活动。但对于公司采取的“税务有效盈余管理”（“tax-efficient” earning management），基本都可以通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实现。
（二）会计—税收差异程度与盈余管理的研究
1. SFAS 109盈余管理手段的间接研究——通过会计—税收差异程度。会计—税收差异的研究很多以递延所得税（或基于递延所得税或所得税费用计算）作为会计—税收差异的代理变量，相关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一致程度越高（差异越小），越能减少财务报告的盈余管理行为。Desai（2005），Whitaker（2005）认为会计—税收一致程度越高，财务报告留给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越小，因此会导致更少的盈余管理。Mills和Newberry（2001），Joos et al.（2000）研究发现，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但是投资者能够辨别这种可能性，从而降低对盈余的依赖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会计—税收一致程度高并不会减少盈余管理，如平滑应税收益可以减轻纳税负担，因此当会计—税收一致程度越高时，管理层平滑收益的动机越强。Hanlon et al.（2005、2008）研究发现，会计—税收的一致程度越高，对投资者来说信息损失越多，从而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资本成本的提高。Atwood et al.（2010）认为，会计—税收一致程度越高时，盈余质量（用盈余可持续性和当期盈余与未来现金流量的关系代表）越低，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Blaylock et al.（2012）用35个国家的公司—年份面板数据检验了会计—税收一致程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税收一致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2. CAS 18盈余管理手段的间接研究——通过会计—税收差异程度。叶康涛（2006）研究了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会计—税收差异（非应税项目损益）越大，即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
除以上两类研究之外，还有文献指出了会计—税收差异（常用递延所得税或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变化来衡量差异程度）的形成不仅来源于盈余管理，也可能来源于避税行为（如暂时性差异）。因此，以下研究不只考虑会计—税收差异反映的盈余管理，还包括避税行为。Hanlon（2005）研究发现，暂时性差异越大的公司，盈余、应计、现金流越缺乏持续性。Blaylock et al.（2012）将Hanlon（2005）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检验并解释了大额暂时性差异（用递延所得税代表）导致盈余持续性差的原因，发现盈余的时间序列特性因产生的行为不同出现如下现象：如果大额递延所得税产生的原因是盈余管理行为，则公司的盈余表现出低的可持续性；如果其产生的原因是避税行为，则公司的盈余表现出高的可持续性。
综上，SFAS 109与CAS 18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比较分析逻辑如图2所示：
三、研究结论及未来研究动态
综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直接研究了所得税会计信息，包括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其组成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其中，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仅在迎合分析师预测研究中获得一致证据。SFAS109的经验证据已相当丰富，CAS18的相关实证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类研究通过会计—税收差异（以递延所得税或基于递延所得税或所得税费用计算求得）间接研究递延所得税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早期的观点认为，会计—税收一致程度高，会降低对财务报告的盈余管理行为。近些年的研究认为，会计—税收一致程度高并不会降低盈余管理，反而会降低信息含量。
除了所得税会计信息盈余管理研究，有关所得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无论是所得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分析还是递延税项的盈余管理分析，基本上都是单纯的效果研究或单纯的管理层行为（动机）研究，而鲜有文献将两方面研究结合在一起，即基于管理层行为（动机）分析所得税会计信息的效果（包括价值相关性）。已有研究因忽略行为（动机）使得效果研究的结果意义有限甚至可能出现较大偏差。
与此同时，所得税会计信息不仅包含了财务信息（Hanlon，2005；LaFond 和Watts，2008），还包含了纳税筹划信息（Frank et al.，2009；Graham et al.，2010）。因此，在研究所得税会计信息盈余管理行为时，还应该考虑管理层的避税动机；更进一步，在研究基于管理层行为（动机）的所得税会计信息效果时，还应同时考虑企业盈余管理与避税动机的交互影响，这也势必成为所得税会计的未来研究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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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基本面指标与融资约束识别”（项目编号：2014M55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