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童晨曦1，谢柳芳1，2（副教授）
【作者单位】
（1.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成都 610101；2.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都 610101）
【摘 要】
【摘要】公允价值计量环境下，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及其经济后果均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61篇相关内容的实证研究文献为样本，对有关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文献进行回顾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能够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盈余管理；动因；行为；经济后果
一、引言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美国财务会计准则（SFAS）及我国2007年推行的企业会计准则（CAS）都呈现出扩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的趋势，我国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更为详尽和严格的规定，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盈余管理是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或采取实际措施来影响盈余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盈余报告目标（Scott，2006）。公允价值计量环境下，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及带来的经济后果也呈现出新的特征，需要学界的更多关注与研究，并为完善政策提供建议。
二、研究样本选择
为了能对公允价值计量下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行为受到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及研究，本文共选取了中国知网中相关研究主题的61篇文献作为有效样本，其中中文实证研究28篇（占45.90%），外文实证研究33篇（占54.10%）。中文文献只选取了标有“核心期刊”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外文文献则为来自Springer、Taylor and Francis等数据库资源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
三、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述评
现有文献中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的研究较为缺乏，而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仅在近几年才开始兴起。首先，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局限于符合“三大假说”的动机，对除“三大假说”以外的动机研究较为缺乏；其次，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多注重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论分歧较大，且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仍较低；最后，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从动机、行为与经济后果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与述评。
（一）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
企业实施盈余管理大多出于“三大假说”的动机，主要包括红利目的、契约动因、满足预期等目的，也有部分是出于“三大假说”之外的动机。本文研究的样本中，30篇文献（占49.18%）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26篇（占86.67%）仅证实了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司管理层存在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仅4篇（占13.33%）进一步发现了公允价值计量下除“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可以看出，对符合“三大假说”的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较为成熟，而对公允价值计量下除“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该类文献的研究内容与结论进行了比较（见表1）。
1. 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从表1的数量及比例栏的相关数据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文献研究了符合“三大假说”的公允价值下的盈余管理动机，并出现了同一文献证实多个符合“三大假说”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这说明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为红利目的进行的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通过引入除采用新准则及盈余管理程度以外的第三个变量——内部控制或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进行，该新变量的解释力及引起的研究模型变化反映了企业在公允价值计量下为红利目的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Marra等，2009；Zéghal等，2011；Dechow等，2010；Wang、Campbell，2012；Dimitropoulos等，2013；刘行健、刘昭，2014）。另一种研究方法是观察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特征，如在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可以利用管理层激励期权的时间回溯（Trumble、Pinder，2012）、利用金融资产的自行划分达到短期盈利（Livne等，2011）以及利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选择（Dietrich等，2001）增加短期利润，使管理层获得更高的红利，也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出于红利目的进行了盈余管理。
由于未满足分析师预期获得的负的股票报酬在数量上显著大于超过分析师预期而获得的正向报酬，管理者有强烈动机达到盈余预期（Bartov等，2002；Skinner、 Sloan，2002）。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司管理层希望通过盈余管理达到的预期主要包括分析师的预期（Cang等，2014；叶建芳等，2009）、市场对其风险和业绩的评价（Nissim，2003；宋建波，魏心茹，2013）以及扭转亏损（Andrews，2012；刘启亮等，2011；陈宏亚，2012；周冬华、赵玉洁，2014；谢海洋，2013）。
为债务契约进行的盈余管理的主要情形是利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权，如金融资产的分类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式选择等，对利润进行调整，达到债务契约目的（陈放，2010；侯晓红等，2013；王福胜、程富，2014；章雁、方健，2012）。另一种情况是在发行新债之前使用公允价值估计会计变量，达到便于发行新债的目的（Dietrich等，2000）。
降低社会关注主要是为了降低分析师的关注，企业主要通过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进行收益平滑的盈余管理达到该目的（Quagli、Avallone，2010；Jung等，2013；陈放，2010；刘启亮等，2011；崔露，2013）。降低社会关注的另一目标则是降低政治成本。该目的的实现主要表现在规模越大的公司利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可能性越低（Quagli、Avallone，2010）；企业也通过其他项目的计量选择调低盈利实现社会关注的降低（Jung等，2013）。
2. 除“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在一定的经济背景下，管理层会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出于“三大假说”以外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如，希腊采用IFRS以前面临高税收压力的公司由于直接税收原因具有强烈的动机限制（采用）向上（向下）的盈余管理，而IFRS降低了财税一致性，使财务收入脱离了税收牵连，因此高管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出于税收压力的变化而进行了不同的盈余管理（Karampinis、Hevas，2011）。行业差异也会导致公允价值计量下其他出于“三大假说”之外的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以金融业为例，Fiecher（2011）使用41个国家222 家银行2007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银行会利用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实施盈余管理，其动机是减少会计错配；另外，房地产公司会基于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的目的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Quagli、Avallone，2010）。刘启亮等（2011）利用新准则实施前后两年的数据进行对比的结果表明，公司在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新准则实施下，除了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外，也会出现为了SEO目的实施的盈余管理的现象。
（二）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企业实施盈余管理主要从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两大方面来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受到应计项目倒转的原则的限制且容易受到管制；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直接影响公司的长远利益，也可用来操控现金流，但大多数都愿意通过该方法进行盈余管理（Graham等，2005）。
研究样本中，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共53篇（占86.89%），其中仅研究应计盈余管理所受到影响进行的研究50篇（占94.34%），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共同研究的仅3篇（占5.66%），这3篇文献出现于近五年（见表2）。可见，学界长期以来都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更为关注，而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极度缺乏且出现较晚，其可能原因是公允价值计量本身属于可选择的计量模式，并且用到大量估计，使应计盈余管理更易实施，但近几年来相关法律和准则更为完善，应计盈余管理空间变小，真实盈余管理才开始引起学界重视。
无论是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是否表现出促进、抑制或是无影响的特征都与其样本个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存在一定联系。对欧洲国家而言，盈余管理行为在新准则下受到抑制，但是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等国家则得到了更多的盈余管理空间（见表3）。
1. 公允价值计量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应计盈余管理是企业出于某种目的，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以及会计估计的灵活性有意影响盈余的行为（Healy、Wahlen，1999）。大量相关文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公允价值计量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但得到的结论仍存在较大分歧。
（1）公允价值计量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公允价值作为现值会计的一种，与历史成本计量相比具有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和价值相关性，从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强制采用新准则（IAS/IFRS）可以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Barth，2008；Zéghal，2011；Marra等，2009；Adibah等，2013；Iatridis，2010；Pelucio-Grecco等，2014），尤其是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准则（IAS/IFRS）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但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是与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
（2）公允价值计量促进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公允价值计量因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实施盈余管理的机会和手段而促进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Zhang等，2013；Cang等，2014；刘启亮等，2011；黄杰，徐飞，2011；王钰斐，2010；Kao，2014）。采用IFRS后，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并没有降低，而在法国和德国甚至有所增加（Jeanjean、Stolowy，2008；Lin等，2012）。
公允价值计量，尤其是第三级公允价值允许且要求企业根据规定对相关项目或业务进行一定的自行估计，扩展了应计盈余管理的范围且丰富了盈余管理的手段，对应计盈余管理形成了促进作用。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普遍性高且对“公允价值变动”的操纵已经成为盈余管理的一种重要方法（Nissim，2003；夏兰、谢志英，2012；谢海洋，2013；Livne，2011；Chong等，2012；赵岩、刘冬梅，2010；宋建波、魏心茹，2013；王虹，2011），并很难受到干预（Dechow等，2010）。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自主性也会进一步扩大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范围。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能够利用资产减值、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等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吴腊，2014；盛琐岩等，2012）、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选择（Quagli、Avallone，2010；Dietrich等，2000；王丹丹、赵丽萍，2013；申慧慧，2012；王福胜、程富，2014）以及金融资产的自主划分（叶建芳等，2009；郭斌、张帆，2012；崔露，2013；周冬华等，2014）来实现应计盈余管理的实施。
（3）公允价值计量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无影响。部分研究从不同业务角度提供了公允价值计量并未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造成影响的证据（Tendeloo、Vanstraelen，2005；Wang、Campbell，2012；Doukakis，2014；Liu等，2014；吴水澎，牟韶红，2009；Bryce 等，2014；李静，2011；孙翯，2010；戴德明，2009）。首先，债务组合、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等业务中，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对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吴克平、于富生，2013）；其次，尽管新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的转换提供了可利用ESO计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但管理层并未真正利用该方式实施盈余管理（Ang、Pinnuck，2011）；最后，企业管理层也未利用新准则的灵活性对金融资产进行随意划分，尤其是利用将过多金融资产划分为第三级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进行盈余管理（Webinger等，2013）。
2. 公允价值计量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通过有意改变其筹资、投资及其他财务决策而达到调整报告盈余目的（Schipper，1989），目前尚没有文献仅针对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而共同研究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文献不仅缺乏且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
刘启亮等（2011）对我国企业在现行准则（2006）推行前后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及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做了对比，利用现行准则推行前后两年数据，发现现行准则的推行明显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扩大了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并且公司出现了互补协调地通过共同利用真实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利润调整现象。Liu等（2012）则利用德国法兰克福证交所1999 ~ 2004年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通过R&D投资进行的盈余管理在采用IAS/IFRS的公司显著更高，而应计盈余管理在使用US GAAP的公司与使用IAS/IFRS的公司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的结论。
（三）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研究
进行盈余管理可以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提高股票价格，形成积极的经济后果（Demski、Sappington，1990；Chen等，2007；Subrammanyam，1996；Tucker、Zarowin，2006）；而进行盈余管理也可能降低报告的盈余质量，误导利益相关者，使其进行错误的或非最优的决策，形成消极的经济后果（Hanna，1999；Burghstahler等，2002；Leuz 等，2003）。本文得到研究样本中仅2篇（占3.28%）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说明该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陈宏亚（2012）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结论。文献通过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计提进行的盈余管理，得出了投资者对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并未有明显的反应，因此没有识别出企业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会误导投资者基于报告的判断而产生损害其利益的经济后果。Iatridis（2010）则提供了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也会给企业带来危害的证据。该文献利用新准则实施前一年至后三年英国公司数据信息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司价值与应计项目自裁及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与应计项目自裁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损害作用。
四、研究展望
1. 细化研究背景。企业处于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不同的行业或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对其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行为及相应的经济后果造成影响。目前，我国文献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尚停留在对符合“三大假说”的动机进行验证的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已开始着眼于细化的背景，发现了“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由于研究使用样本的经济环境不同，公允价值计量下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不同研究文献得到的结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因此，细化研究背景能够得出更准确的研究结论甚至得到新的发现，更有利于服务于实践。尤其是我国经济环境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针对我国的研究，细化其研究背景才能提出更为合理且有效的完善政策的建议。
2. 拓宽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相关实证研究，绝大部分均仅着眼于应计盈余管理，而忽视了作为盈余管理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表明，在现实中大多数企业管理层都更愿意通过真实盈余管理的方法调整盈余，进行盈余管理（Graham等，2005）。此外，现有文献倾向于证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存在性，而难以深入研究其动因，能进一步研究经济后果的则少之又少。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及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重视程度，并对相应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挖掘拓展。
3. 丰富研究内容。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一系列为完善经济制度及推进市场体系改革的措施得以提出或实施，如IPO注册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新税法的推行以及相关财税项目审批制度的取消等。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也会出现新的特征，从而催生出相关内容的新课题，尤其是我国2014年修订后的准则更详细严格地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规定。因此，新政策和准则的推出对企业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影响也应当作为引起关注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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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政府审计与“三公”经费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4YJC790142）；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构建及审计相关问题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分析》（项目编号：SC14B072）；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研究——基于完善国家预算制度视角的分析》（项目编号：15SA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