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苏蕊芯1，2（博士）

【作者单位】
（1.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64；2.西安航空基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西安 710089）

【摘　　要】

【摘要】 本文从企业开展绿色活动的驱动力出发，以2010 ~ 2014年中国绿公司百强为例，针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活动受经济价值、代理问题和政治因素等驱动，在多重驱动作用下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受代理问题驱动影响较大，导致其参与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受经济和政治因素驱动的影响，民营企业成为绿色企业的积极性较高，且其绿色活动有助于企业绿色效率的提升从而获取绿金。
【关键词】 所有权性质；绿色企业；绿色效率；关联性

一、引言
绿色企业是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和最终形态。绿色企业的活动有着鲜明的社会责任特征和生态环境特色，具体表现为企业更加注重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环境的可持续影响，从而在实现企业经济目标的同时，也担当相应的社会责任。根据道农研究院（2014）指出，绿公司是指通过打造良性生态赢得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首先，企业打造可持续竞争力的战略定位与绿公司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其次，绿公司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态和价值尺度，而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提升可持续竞争力。那么，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开展绿色活动，以达到提升财务业绩、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创新能力、树立企业形象，最终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呢？或者绿色活动也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会造成投入产出失衡而降低企业效率和竞争力？这些是关系到企业绿色活动能否深入开展、社会责任能否顺利实现的首要前提。
一般来说，一个企业的行为往往取决于一个企业的性质和目标，而企业的行为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在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思路和做法上也势必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本文从产权性质的角度出发，以国有、民营企业所具有绿色活动的驱动力差异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动力下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在打造良性生态、成为绿色企业的过程中对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即企业绿色绩效产生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
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从企业开展绿色活动的驱动力出发，以2010 ~ 2014年中国绿公司百强为例，采用DEA方法对企业绿色效率进行整体衡量。在选择变量时，充分考虑到绿公司可持续竞争力的衡量和传统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次是对企业开展绿色活动进行整体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开展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出企业开展绿色活动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即绿色活动是否具有绿金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就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来看，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参与绿色活动的动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可分为经济动力和非经济动力两方面的差异。其中经济动力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出于利己观念的经济价值驱动，而另一种则是企业管理层面对代理问题而采取的利己行动；非经济动力则包括出自利他观念的道德慈善驱动，以及寻求政治保护的政治驱动两种（苏蕊芯等，2010）。
首先，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通常利用企业资源达到个人职务的提升和政治抱负的实现，参与绿色活动的经济动力体现在积累个人财富、获得升迁机会、实现在职消费等。受此影响，国有管理层在企业参加绿色活动时多考虑个人得失，迎合上级领导意志，通过开展绿色活动实现企业经济目标的动力较弱；民营企业家具有剩余价值索取权，能够直接获得因绿色活动带来的经济价值等潜在收益，民营企业参与绿色活动并实现经济价值的动力要强得多。
其次，纯粹的道德慈善动力真实性无法获取且难以衡量，如果抛开不谈的话，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参与绿色活动通常是出于政治前途考虑，即通过绿色活动向其上级领导部门传达忠于组织并勇于担当的信息。比如重大灾难下国有企业捐赠速度快、数额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部分国企管理层的慈善意识较强，另一方面间接反映了国有企业参与绿色活动较少考虑企业经济利益，实现经济价值动力较弱。民营企业则希望通过绿色活动建立与政府的密切联系，寻求最大程度的政治保护。民营企业一般以参与绿色活动为手段，以提升经济价值为目标，并以建立政治联系为举措。因此，能否从根本上给其带来绩效改善左右着其绿色活动的决策和行为，其效果也和国有企业相比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捐赠会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而国有企业捐赠所产生的社会绩效与企业绩效表现出负相关关系（Zhang et al.，2009） 。
CSR通过特定行为和机制所带来的声誉效应可对企业财务绩效、产品质量、企业效率和生产率、创新能力、企业形象等五个企业竞争力维度产生影响（Vilanova，2009） （如下图所示）。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针对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展开研究，大多认为CSR与企业绩效正向相关（尹开国等，2014；李国平等，2014）。在指标选取上多采用ROA、ROE等财务绩效指标，选取企业效率指标还不多见（苏蕊芯，2010）。考虑到绿公司可持续竞争力的衡量和传统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且绿色活动的作用效果最终以绿色效率呈现，本文选取绿色效率作为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代表，最大程度上做到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绿色效率定义与经济效率类似，即每单位绿色成本的生产效率，由一定数量下的投入而获得的产出（生产率）所决定（Sullivan、Sheffrin，2003）。
综上可知，企业开展绿色活动总体上有助于树立品牌形象，建立良好的企业公民认同感，从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由于参与绿色活动的动力不同，因而其绿色活动对绿色效率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国有企业管理层受代理问题影响较大，政治责任较重，均导致其参与绿色活动的经济价值动力相对较弱，因而其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的关系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民营企业参与绿色活动虽然可能增加企业的成本，消耗企业的资源，但是由于民营企业更看重经济利益，其建立政治关联的非经济动力也以提升企业价值为根本目的，因此其参与绿色活动带来的收益可能会更大，即提升绿色效率。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企业参与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H1：国有企业参与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H2：民营企业参与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计算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各项数据的可获性，本文以2010 ~ 2014年我国绿公司百强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扣除外资企业及财务数据不全企业，共得到样本159家企业，其中国有企业82家、民营企业77家。企业绿色效率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为国泰安（GTA）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和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企业绿色活动程度的计量主要来自网站、年报以及相关社会责任报告等相关数据的搜集和整理。
（二）绿色活动程度的计量
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衡量企业开展绿色活动的程度，首先借鉴道农研究院（2013）对绿公司所涵盖内容的统计描述，把绿公司涉及的绿色活动分为五个大类：分别是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和创新。对每个大类涉及的若干个子项目进行了改进，共计20项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其次根据道农研究院（2013）对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和创新5个大类辅以不同的权重，分别是20%、10%、25%、25%和10%。其中每一个小项的权重为5%。最后，按照上述分类标准和企业实际状况，对企业绿色活动的程度进行度量。具体以绿公司网站、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等作为内容分析来源，对应该项目实际情况的程度进行评判，每一个小项满分为5分。样本企业最高得分为100分，最低为0分。
（三）基于DEA的绿色效率计量
本文使用DEA方法衡量企业绿色效率。在计算过程中为体现绿色效率，在投入要素中主要选取了资产总额、能源消耗总量、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重）作为投入变量，把营业总收入、净利润、慈善捐款总额作为产出指标。
（四）模型设定
如前文所述，企业绿色活动的行为和方式受到不同动机的影响，并不是随机的行为且相对难以被全面观测，简单的OLS估计因此可能会产生估计偏差。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以避免测试变量GREEN_E与误差项相关而产生的内生变量问题。基于前述假设，构造联立方程模型如下：
GREEN_Eit=β0+β1GREEN_Sit+β2TAit+β3ROEit+β4SHRHFD3it （1）   GREEN_Sit=β0+β1R_OPit+β2HCit+β3R_REM+β4R_INDit+β5DUAit+β6R_DONit+β7PBit （2）  
式（1）是DEA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效率，计算方法如前文所述，用GREEN_E表示。根据文献考察企业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把企业规模（TA）、净资产收益率（ROE）、前三大股东股权集中度（SHRHFD3）作为控制变量，企业绿色活动的程度（GREEN_S）作为测试变量（Xu et al.，1999）。式（2）是GREEN模型，根据前文所述，企业绿色活动受到多重动力驱动，分别是经济价值驱动、代理问题驱动和政治因素驱动。
本文选取8个控制变量分析绿色活动的多重驱动因素（各主要变量的定义如表2所示）。首先是经济价值驱动因素：企业营业利润比重（R_OP），用来衡量营业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即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并认为企业的盈利状况将会对绿色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特殊行业哑变量（HC），用来判别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是企业参与绿色活动诱因之一（李正，2006）。其次是代理问题驱动因素，管理者报酬占销售额的比重（R_REM），高层管理者具有多大程度的代理问题动机取决于管理者补偿机制是否完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率（R_IND），比率越高，说明独立董事控制力越强，管理层控制力越弱（Brown et al.，2006）。CEO董事长是否身兼一职哑变量（DUA）。由于存在代理问题，CEO决策会影响企业的行为（Fama et al。，1983）。最后是政治因素驱动，企业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捐赠数额占总资产的比重（R_DON），反映了企业管理者对公益慈善的态度，是衡量企业绿色活动代理问题和政治因素驱动的重要指标之一。企业绿色活动还会受到高层管理者背景的影响（PB），一般认为，是否具有政治背景或经历与政治关联动力密切相关（Boubakri et al.，2008；Faccio，2006）。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样本公司由DEA计算的企业绿色效率得分平均为0.78。其中最高为0.98的万科A，其绿色活动得分为84.3，得分最低为0.46的是东方电气，其绿色活动得分为61.7；企业绿色活动的程度平均得分为74.8。其中平安集团得分最高为88.7，金风科技最低为59.2；企业规模自然对数最大的是工商银行，其绿色活动得分为79.3。最小的是科达机电，绿色活动得分为55.4；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是民生银行，达到了0.963 5，其绿色活动得分为80.4。最低的通威股份为0.444 3，其绿色活动得分为58.6；前三大股东的赫芬达尔指数最高的是工商银行1.679 1，绿色活动得分为79.3。最低的是智慧能源 0.001 3，绿色活动得分为60.4。

（二）相关性分析
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见表4，各子变量中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45，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中GREEN_E与GREEN_S、TA、ROE、SHRHFD3均显示正相关关系，GREEN_E与GREEN_S无显著相关关系。但是，这既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排除其他可能因素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影响。因此，具体的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来确定。

（三）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产权视角下的绿公司开展绿色活动对其企业绿色效率具有何种影响，本文采用分组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总样本和分样本进行分析，并采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计算结果见表5。分组回归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国有样本为4.3，民营样本为6.5，表明模型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首先，根据总样本分组回归结果发现，DEA模型上市公司绿色活动的程度与其企业绿色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H得到了证明，但关系并不显著。衡量企业规模的变量TA不显著，说明绿公司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绿色效率越高（赵世勇等，2007）。变量SHRHFD3未能通过t检验，说明股权结构对绿色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朱武祥等，2001）。变量ROE通过t检验，在10%水平上与绿色效率呈显著相关关系。GREEN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较好地反映了影响企业绿色活动的各种因素，模型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各解释变量中，除R_OP、R_IND和R_DON与绿色活动关系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反映代理问题驱动的R_REM、DUA，以及反映政治因素驱动的PB分别在10%、1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即上市绿公司绿色活动受到经济价值、代理问题及政治因素等多重驱动，在多重驱动作用下的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与理论预期相同，国有上市公司绿色活动的程度与其企业绿色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GREEN_S的系数为-0.057 5，概率P值小于0.05。GREEN_S的系数在5%的边际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假设H1得到了证明，即国有上市公司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在GREEN模型各解释变量中，R_DON和HC对绿色活动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捐赠比重越大以及属于重污染行业的国有上市公司开展绿色活动的意愿越强烈，这符合国有企业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的社会期许和社会职能。尤其是对于污染特殊行业来说，受政策规制更多且社会关注更大，其开展绿色活动程度越深，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相应的也就越大；相反，R_REM和DUA对绿色活动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报酬越高，代理问题作用越弱，绿色活动程度越深；如果CEO总经理身兼一职，代理问题较大，不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活动，即代理问题动机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绿色活动，甚至对企业绿色效率会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在所有解释变量中，R_OP和R_IND与绿色活动的关系不显著。这反映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独立董事制度与企业绿色活动并不相关。
最后，根据民营样本分组回归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期相同，民营上市公司的绿色活动与其企业绿色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REEN_S系数为0.088 1，概率P值小于0.1。GREEN_S的系数通过t检验（在10%的水平上显著），假设H2成立，即民营上市公司参与绿色活动可以提升绿色效率。回归结果还表明，无论是DEA模型还是GREEN模型，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呈现出的结果基本相同。两者区别包括DEA模型中民营上市公司规模与企业绿色效率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规模越大的民企绿色效率越高；GREEN模型中R_OP与绿色活动的程度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开展绿色活动受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更加明显，反映了民营企业的绿色活动具有较强的逐利性，体现了其经济价值动机较国有企业更强；GREEN模型中R_REM与绿色活动关系不显著，说明民企绿色活动受代理问题影响相对较小。在上述两者综合作用下，可能会对企业绿色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 ~ 2014年上市绿公司为例，首先运用DEA模型评价企业绿色效率，其次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价绿公司绿色活动的程度，并最终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活动与企业绿色效率是否相关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目前我国绿公司百强整体企业绿色效率和绿色活动水平都相对较高；②企业绿色活动受经济价值、代理问题和政治因素等驱动，在多重驱动作用下的绿色活动与绿色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即开展绿色活动对提高其企业绿效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企业可以通过参与绿色活动获得绿金；③受代理问题驱动影响较大，国有上市绿公司绿色活动与企业绿色效率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经济价值驱动和政治因素驱动共同作用下，民营上市绿公司绿色活动与企业绿色效率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民企符合绿色行为的绿金效应假设。
从政府管理政策的角度看，开展绿色活动首先可以影响企业的绿色效率，并有助于企业绿色效率的提升，应该在实践中大力宣传推广企业参与绿色活动。其次，绿色活动可能会降低国有企业的绿色效率，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代理问题过于突出，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开展绿色活动的动力和效果。如不能降低国企管理者代理过程中产生的财富累积、在职消费、个人升迁等负面影响，将造成国有资产利用效率和国企管理者约束双重失效。因此，国有企业应加大绿色活动的管控力度，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建立健全高层管理者激励相容机制，尽力避免由于管理层代理问题而对企业绿色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民营企业从追求经济价值角度出发，开展绿色活动有助于企业绿色效率的提升，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同时受先天条件和后天现实的约束，民营企业开展绿色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驱动因素。政府部门应创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保证民企的合法权益的同时降低民企因政治关联参与绿色活动的主观意愿，从而更加有效地帮助民企开展绿色活动并获取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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